没留下一句遗言，朱治国走得突然。2022年6月11日，礼拜六上午，准备去加班的他还没走到门口，一阵心绞痛袭来。他扶墙跌倒，正在通话中的手机滑出手心，腋下的公文包也掉下来，文件材料散落一地。

这是青海西宁最好的季节，43岁的朱治国却在母亲和儿子的哭声中撒手诀别。

亲友流着泪将他和妻子屈敏的遗像摆在一起；微信上，人们点开红框带党徽的水墨青竹头像，留言“一路走好”，用蜡烛、祈祷、流泪的表情表达哀思；与朱治国有过联系的人，截屏保留通话记录和短信里的只言片语，借以凭吊；农村牧区许多基层干部红了眼眶连连摇头，不愿接受再也不见的噩耗。

22年工龄，25年党龄，去世时，朱治国的职务是青海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委两新工委书记。

人们回忆他，个头不高，走路带风，天生一张娃娃脸，谁看到都感到很亲切。

选择：把根深深扎入基层

朱治国出生在海西州都兰县，第一个工作岗位是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乡（现郭勒木德镇）政府科员。

21岁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没有留恋城市，通过考录后服从组织分配，到距离西宁市800公里以外的戈壁乡镇工作。风沙大，交通不便，吃住条件艰苦，对城里来的大学生是不小的考验。但当时的领导和同事对朱治国一致评价：不挑活儿，入户填表、农田调研、写简报、接待群众，每天“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毫无怨言。

了解朱治国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心里藏着感恩的人。年少时父亲工作在外，母亲带着他和姐姐得到过不少周围人的照顾。一工作就跟农民和乡村干部打交道，他深知基层不易。因此，始终以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民公仆标准要求自己。

最初的历练映照最后的坚守。朱治国一直全身心扑在事业上，他历任格尔木市委组织部科员、郭勒木德乡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青海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组织处处长、部务委员、副部长兼省委两新工委书记等职务，在每个岗位都立足实际，担当务实。

一张被标记了很多村名的地图见证了朱治国“到基层去，多走多听”的承诺。同事们说，他立志走完青海所有的村庄。从基层党建考核到干部考察，从村“两委”报酬调整调研到村集体经济“破零”工程，从基层换届选举到党员教育培训，只要下乡，他都翻出地图勾画标记，“全省4149个村庄，已走完一大半”。

实干：让村、社区干部有干头、有盼头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措周乡俄什加村党支部书记索南才让最近很自豪的事，是即将通过论文答辩取得本科学历。44岁的他出生在偏远牧区村落，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虽靠吃苦奋斗成为致富带头人，但文化水平低成为他学习新技术的“拦路虎”。

在青海省广阔的农村牧区，让成百上千像索南才让这样的村“两委”干部迈进校门、获得学历，成为有文化懂技术的带头人，是朱治国心心念念的“大事”。

常年研究基层党建，又分管党员教育，朱治国发现，青海4149个村32000多名“两委”干部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0.12%，工作中“有想法、没办法”“有力气、没技术”的问题普遍存在，成为制约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此，朱治国展开深入调研，联合青海开放大学、市州电大骨干教学力量赴湖南“取经”，科学规划专业和课程，还制定激励报名的有效办法。他说，乡村振兴，基层班子的力量是最重要的。

不到三个月，系列方案和办学规划上报省委。2019年秋天，青海“党支部书记能力提升工程”“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创新实施。

不到三年，青海培训基层干部35.29万人次，3000余名村（社区）干部参加学历教育。此项工作也被很多省市借鉴。

担当：思路清晰敢拍板，让人踏实

“这么好的人，说走就走，总说要请他喝口茶坐一坐，再没机会了。”说起去世的朱治国，陶北村党总支书记陈俊良一度哽咽。

陶北村是西宁市城北区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几年时间带着村民完成老村拆迁、发展蔬菜种植和多种经营的陈俊良，自认有几根硬骨头，却在几年前遭遇了“吃安眠药都睡不着”的艰难时刻。

2017年，村集体决定成立企业，贷款建设乡村旅游小镇，到2018年，已投资6000万元的项目却陷入“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的争议，停滞不前。

“听了治国部长的话，我的心才踏实了。”陈俊良这辈子也忘不了那次通话，“听完情况，他边研究相关政策边跟我讨论，反复确认项目手续齐全、施工合规，然后坚定地说‘你走的路是对的’，还教我下一步如何具体操作。”

两个礼拜后，审核通过，项目继续推进。拨通朱治国电话，陈俊良再次听到坚定的声音：“书记加油干啊，干好了，我带人来学习。”

“这以后，陶北村加强村级阵地建设、创建‘红色物业’、落实‘三乡工程’，该怎么干，我都先听他讲一讲。”陈俊良说，旅游项目投运三年多累计营收约1500万元，解决本村及周边村镇200人就业；争取村集体经济“破零”工程资金成立的“红色物业”公司，继续消化剩余劳动力，近两年盈利50万元，还给村民分了红。

严守：为人干净，做事才能坦荡

朱治国在组织部门工作多年，手中的权力，一尘不染。

2004年底从格尔木市调到省委组织部工作，妻子屈敏还在格尔木的电视台当播音员兼记者。异地两年，他没为妻子调动找过一个人。

姐姐朱治华回忆，屈敏热爱新闻工作却一直没等到省里媒体招考的机会，为了团聚，只能多次参加西宁市、青海省的公务员考试。格尔木到西宁800多公里，屈敏孕期挺着大肚子坐车十几个小时去面试，朱治国能做的，只有偶尔请假去车站接送一下。

朱治国在干部工作中最见不得“小人”。当面恭维的，打政策擦边球的，提着礼物、揣着信封来跑待遇跑项目的，背后传播小道消息的，在他这里都走不通。常跟着他下乡的年轻人都知道，为了避免有人趁他不注意往车上放东西，他上车前都要检查，当面打开，退回去。

正是这种“零污染”，成就了朱治国和他分管工作的清风正气，他带出来的干部，都敢说真话，知道劲儿往哪儿使。

告别：道是无情情更浓

朱治国加班连轴转，前些年常睡办公室，一米宽的行军床，睡坏了四张。

近几年，妻子屈敏的病越来越重，母亲杨熙茹的身体每况愈下，儿子朱轶凡从初中到高中，只要凌晨四点前能忙完，朱治国也要往家赶，每天回来看一眼才能安心。

好景不长在。2013年屈敏确诊肺癌，朱治国倾尽所有带着妻子到处看病。他先是搜集医学书籍、论文了解病理，硬是把自己逼成半个专家，在他的照顾下，屈敏与病魔抗争了8年，成为小有名气的“抗癌使者”。

回想这8年的朱治国，好多人感动落泪。他省吃俭用，网上买一件衣服穿好久，买四五百元一片的进口药却眼都不眨；他一有空回家就打扫、做饭，自己能多干一点绝不让母亲和妻子辛苦一下；姐姐朱治华至今不敢打开手机里最后一张全家福。“拍下这张照片后第三天，屈敏又住院了。那是年初五，治国终于撑不住，打电话问，姐姐能不能到医院看护两天。”

妻子屈敏因病去世四个月后，6月11日，朱治国也溘然而逝。朱治国发病时，母亲杨熙茹去搀扶，把腰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告别仪式后，从殡仪馆被直接送去了医院。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等七八种慢性病，一天吃药好几把，药物副作用叠加，她经常从短暂的睡眠中惊醒。

16岁的朱轶凡帮奶奶和姑姑擦眼泪，他声音颤抖，忍着哭回忆了爸爸最后的时光：20多天紧张筹备会议，吃住都在办公室和会场；紧接着加班准备资料，带专家去平均海拔4200米的玉树调研；回西宁后提着行李箱直接回办公室投入工作，去世前一夜忙到凌晨两点半才回家……

6月12日，朱轶凡扶着奶奶迎接吊唁的人。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络绎不绝。许多人情难自抑，泪如雨下。

朱轶凡说，遵从爸爸送别妈妈的要求，家中设鲜花灵堂，不收花圈，不烧纸，不随礼金。文/新华社记者 王大千

（据新华社西宁12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