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大自然的创造力，人们可能会想到某些鸟雀，它们可以利用工具将昆虫从藏身之处逼迫出来；也可能会想到某些黑猩猩，它们可以制作原始的长矛来猎杀婴猴。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人类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苏黎世大学进化生物学教授安德烈亚斯·瓦格纳看来，人类的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心理学家广泛使用的一个定义：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想法或者产品，就是一个能够解决某一问题的独特且适用的方法。对于像怎样把一叠纸固定在一起的简单问题，通常都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比如用订书机或者回形针。而对于如何在围棋这样的策略游戏里击败人类的复杂问题，同样也有解决方案，比如创造像AlphaGo这样的人工智能。艺术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乔治·库布勒曾说过，“每一件重要的艺术作品都可以看作……解决某些问题的来之不易的答案”。可见，把创造力定义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许多其他领域里也是行之有效的。

大自然与文化的创造力为何会如此相似呢？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凡是难题，比如怎样形成一个规则的菱形晶体，怎样的捕食策略最有效，又或者怎样的触角最灵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有多个解决方案，只不过有些实在不怎么样，有些凑合能用，少数相当不错，极少数可以称得上出色。我们可以想象，所有这些方案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山地景观”，那些不怎么样的方案对应着低矮的山麓，那些出色的方案则处在群山之巅。瓦格纳在《如何解决复杂问题》一书中，将这种设想出来的景观称为“适合度景观”。

在进化的过程中，每一个生物种群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它们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法。这种解决问题的过程就好比在“适合度景观”中爬山。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爬上山顶的过程体现的是优胜劣汰，每走一步都只把那些有利于生存的变异保留下来，只要一直保持上坡，一定能到达顶峰。

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解决的矛盾是，如何在达到局部最优后达到全局最优。在进化过程中，从一个顶峰到达下一个顶峰，即从一个方案过渡到另一个更好的方案，生物种群必须先跨过两座山峰之间的山谷，而自然选择是禁止这个跨越过程的。自然选择不懂得以退为进的道理，只会闷头上坡，断无下坡之举，因此很可能反倒把自己卡在了远离珠穆朗玛峰的地方。

瓦格纳认为，除了自然选择，遗传变异和DNA重组也是驱动生物进化的决定性力量。在这三大力量的综合作用下，生命得以用极具创造性的方式解决进化历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通过在生物进化与人类创造力之间进行对比，瓦格纳发现了两者间的惊人相似性，提出了借助生物进化的智慧提升人类创造性的独创观点。

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创作、科学研究、产品设计等都是在“适合度景观”上寻找全局最优的过程。因此，要提高创造力，首先要能容忍短期失败。如果舍不得暂时离开局部最优，没有勇气面对掉到谷底的暂时不利，也就丧失了获得全局最优的可能。对创新而言，走弯路是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是可以增长经验和智慧的成本。虽然弯路不可避免，但我们可以快速地走，怀揣大图景，不在细节上纠缠。硅谷有句话叫“快点失败，经常失败”，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其次是要多积累素材，进化需要从某个起点出发，重组更需要有不只一种解法。而不同的起点，来自跨学科的交流。因此保持个人及团队的认知多样性，对提升创造力大有助益，它能够帮助整合多个领域的概念，从而通过重组跳出局部最优。除此之外，要获得全局最优，还需要避免用外在激励取代内在激励。外在激励对短期的收益最敏感，一旦短期没有收益，便难以维持下去。但内在激励是从自身兴趣出发，不在乎一时一刻的成败，故能长期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