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

实践中探索科技创新路

当前,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发展阶段,科技创新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

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向纵深推进。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人—网—物”互联体系和泛在智能信息网络,带动众多产业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创新。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先进传感技术、数字化设计制造、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系统等日趋广泛应用,形成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制造业产业生态发生革命性变化。

其次,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惜成本和代价对我国进行围堵和打压,并在科技领域推进与我国的脱钩断链,凸显了加快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紧迫性。

再者,新发展阶段对科技创新提出新要求。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科技创新正从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迅速提升。与此同时,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相比,科技创新仍存在短板和弱项,基础研究较为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强,重大原创成果偏少,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科技人才激励机制还不够健全。

面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我们要把创新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实践中探索科技创新的新路子。

第一,在创新战略上要从技术追赶转向构建局部领先优势。改革开放后,我国主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并对其进行适应性改造和再创新,推动产业技术进步。这个模式迅速缩小了我国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但随着国际环境变化,完全依靠跟随先进国家追赶的模式已经难以持续。面向未来,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有较好科技基础、符合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战略性、前沿性技术领域,培育和形成局部领先优势,增强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主动权。

第二,在创新路径上要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中间品创新。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技术创新主要以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为主,在部分终端产品领域逐步形成国际竞争力,但与此同时,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等中间品仍是短板,进口依存度较高。中间品技术含量高、产品迭代快,其市场竞争力不仅在于技术创新性,还要有商业可行性。这就要求强化创新过程的市场需求导向,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市场、企业、政府在创新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第三,在创新政策上要从鼓励集成创新转向鼓励原始创新。无论是构筑局部领先优势,还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都需要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基础研究要提升,关键核心技术要突破,人才是关键。这就需要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构筑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探索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改革,让科技成果产出与科技人员收益挂钩,释放科技人员创新潜力。

与此同时,推动科技创新要鼓励地方勇于实践,探索科技创新的新路子。以东莞为例,改革开放后东莞经历了从一个农业县变为国际制造名城的发展历程,2021年东莞成为全国第15个拥有万亿元GDP、千万人口的“双万”城市,但新形势下东莞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挑战。东莞坚守制造底色和优势,以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深度融合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探索“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新路子。

在科技创新方面,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引领,打造大湾区科技创新新高地。松山湖科学城已纳入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建成散裂中子源、阿秒激光等大科学装置,集聚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一批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先进制造方面,通过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在智能移动终端及穿戴设备、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力争形成集聚生态,打造大湾区先进制造新高地。东莞的实践表明,立足本地优势,勇于探索创新,就能在实践中走出一条科技创新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本报记者 郑 杨整理)

2022-08-3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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