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民经济结构中最基础部分，初级产品供给关乎经济稳定安全、企业安危兴衰。初级产品在全球分布并不均衡，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背景下，近年来国际初级产品供应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当前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依存度已经比较高，存在巨大风险隐患，特别是粮食安全更是不容有半点闪失。这就要求我们加强战略谋划，统筹安全和发展，“节流”与“开源”并重，做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多维度考量初级产品保障

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产品关乎民生、关乎生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当前保障初级产品供给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对保障初级产品供给要从多维度去考量，不能简单判断哪种方式更好。保障初级产品供给，要统筹好国内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多措并举、多种渠道保障初级产品的供给。

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是适应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2021年我国经济规模突破11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8万元，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同时，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初级产品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随之发生变化。

一方面，保障初级产品要与初级产品种类的拓展相适应。以农业为例，粮食问题上不能有半点闪失，在确保粮食产能不降低的前提下，要与时俱进树立大粮食观，把粮食安全不仅建立在产量、数量和投入上，还要建立在品种、质量和效益上，通过科技投入、地力培育和绿色发展确保土地产能，确保需要的时候能产得出、产得好。在“有没有”的基础上要想到“好不好”的期待，以满足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另一方面，保障初级产品要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不论是农业领域的藏粮于技，还是工业领域的淘汰落后产能，都对生产和使用初级产品提出了更高要求。“藏粮于技”是从我国人均耕地资源少、耕地资源总量有限的现实情况出发，通过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来保障粮食安全。同时，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扩大，新发展理念的深入贯彻，改变了过去过多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能源技术革命不断推进，带动了产业升级，提高了作为“工业粮食”的各类初级产品的利用效率。

此外，保障初级产品关系到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同样需要系统观念的引领。既要立足当前，提高见微知著能力，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把举措落实得更周密一些，有效管控重点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更要着眼长远，让保障初级产品供给更好服务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久久为功，笃定前行。

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是应对错综复杂国际环境的需要。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滥发货币，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市场流动性泛滥，推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其次，美国等西方国家疫情防控失序，产业链供应链紊乱，至今尚未恢复，导致全球生产供应受到极大影响，大宗商品供给不足、价格攀升。此外，俄乌冲突以及美国联合盟友对俄罗斯发起多轮制裁，冲击世界经济体系，加剧全球粮食、能源、矿产品等大宗商品供需紧张局面，导致价格高位攀升，进一步推升全球通胀水平。

俄乌冲突导致跨境运输受阻。俄罗斯和乌克兰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运输通道，俄乌冲突切断了经乌克兰的黑海海运航线以及经过俄乌两国的陆运、空运线路，跨国物流公司不得不选择更长的中东航线作为替代，使原本已经企稳的跨境运输成本再度上涨。

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中断。半导体生产必需的金属钯和特种气体、汽车零部件、镍钛等重要金属供给受到显著冲击，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遭遇新的挑战。

面对这样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保障初级产品供应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应警惕大豆等农产品，油气、金属矿产等资源的海外供给波动影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表示。

在百年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双期叠加下，要处理好开放和安全的关系。保障初级产品的供给不是不进口初级产品，而是要寻求对外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黄金结合点。当前虽然逆全球化的潮流在涌动，但经济全球化是由客观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不由个别国家的意志所改变。统筹好开放发展和经济安全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唐珏岚认为，开放发展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进而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经济安全是开放发展的保障，积极应对开放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挑战与威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确保既“放得开”，又“管得住”，寻找对外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黄金结合点。

从初级产品的情况看，“较高的外采率与相对单一的进口来源地，使得我国做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意义重大，但任务十分艰巨。”唐珏岚认为。

实现开放条件下初级产品的稳定供应，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在主要立足国内的前提条件下，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务实推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加大与中亚、中东、美洲、非洲等油气的合作力度。

多年来，中国在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投资，推广粮食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贸易等技术和经验。特别是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与沿线国家积极开展粮食领域的合作。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长湧表示，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各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日益显著。要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将强化安全风险防范机制作为系统性工程来抓，全面提高安全保障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完善监测和预警机制，探索针对对外投资企业的分类分级风险提示制度。加快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签投资保护协定，为有效防控投资风险提供保障。

探索创设服务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外汇交易产品体系，帮助企业规避在沿线国家投资的汇率风险。通过强化高质量安全保障，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更好地建设和运营，保障企业和人员更加安全放心地“走出去”，在当地实现持久发展。同时，应推动沿线国家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有效应对各类风险和挑战，打造安全共同体。

“节流”与“开源”并重

面对做好初级产品供给保障的艰巨任务，要从“节流”与“开源”两端入手。加强节流，全链条全流程落实节约，全面强化各类主体的节约意识、节能行动。通过开源，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有关举措，增强自身生产保障能力的最大确定性有效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先看“节流”。

初级产品节约优先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目的是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在生产领域，推进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利用。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用最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2012年以来，单位GDP能耗累计降低24.4%，相当于减少能源消费12.7亿吨标准煤。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单位GDP能耗仍然处于很高水平，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敞开口子消费能源，不仅我国资源、环境不可承受，对我国初级产品的供给也会造成很大压力。

节能提高能效是保障初级产品供给有效路径。推动工业绿色制造，利用工业互联网技术提高企业综合运行效率；推动新建建筑全面实施绿色设计；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能源供给体系效率，实现智能化管理，以及用能需求智能调控；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定调整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城镇化节能，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

在消费领域，增强全民节约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涉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完善一次性消费品限制使用制度，推动开展二手产品在线交易，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鼓励绿色出行方式，鼓励居民节约用水用电、广泛参与垃圾分类。广泛开展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创建活动，通过生活方式绿色革命，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增强全民节约意识，要高度重视节约粮食，加大对浪费粮食的惩罚力度，完善相关措施。同时，节约粮食要从娃娃抓起，从餐桌抓起，让节约粮食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再看“开源”。

首先，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高农机装备水平，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其次，要立足国内，增强初级产品的生产保障能力。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推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新技术、新产业快速发展和应用，我国对一些关键金属资源的需求量成倍增长。与此同时，主要大国加强对原油、铁、铜、铝等传统矿产资源的控制，又将注意力聚焦于锂、钴、锰、镍、稀土等矿产资源，国际矿业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表示，在此背景下，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必须加大国内矿产资源的勘探勘查力度，加快油气等资源先进开采技术的开发应用，提高重要资源自主供给能力。

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同时，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转变政府对能源的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

多措并举保障初级产品供给

保障初级产品供给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密切相关。今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大宗商品期现货市场建设，不断完善交易规则。这对未来初级产品保供稳价有长远意义。

坚持积极扩大进口政策，对保障初级产品供给具有重大意义。“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格局是我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结果。我们要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就必然会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因此，保障初级产品稳定供给，不是要回到“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而是要在发展和安全、开放和风险控制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从粮食看，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中国与世界主要产粮国分享中国巨大的粮食市场。善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当增加进口和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把握好进口规模和节奏。要进一步明确粮食安全的工作重点，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首先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同时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基本稳定。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要探索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把有限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搞好粮食储备调节，调动市场主体收储粮食的积极性，有效利用社会仓储设施进行储粮。

从矿产品、能源类产品看，要着力增加海外生产能力建设，推动供给多元化；提高国内企业集体行动能力，提高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鼓励相关企业利用期货交易等手段进行风险管理，减少现货市场波动；加强运输、中转、储存等保障能力建设，提高市场运行韧性；建立、完善市场运行监测机制和国家储备制度，明确政府干预市场的门槛。同时，还要鼓励部分生产企业积极向海外转移产能，把进口初级产品转化为进口制成品。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建议，要研究建立煤矿“以增补欠，以减让盈”弹性生产机制。当新能源正常发挥作用时，引导煤矿减少煤炭产量，为新能源有效替代腾出发展空间；当新能源出力不足、能源供应阶段性紧张、煤炭价格大幅波动时，通过释放煤矿产能及时填补能源供需缺口，发挥煤炭兜底保障作用。

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以二次使用、循环利用、回收再利用为导向，深挖循环经济发展潜力。强化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推进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发展电子电器、塑料制品、工程机械、废旧车辆船舶、有色金属制品等再生资源利用和再制造产业。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全球初级产品产业链供应链还处在恢复和重塑阶段，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仍将存在剧烈变化的不确定性，要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展多元供给渠道，提升国际价格谈判主动权。

总之，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务必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夯实初级产品供给的安全基石。只有从生产、供应、储备、销售、加工的全链条增强国内初级产品生产与供给保障能力、增强防范市场异常波动风险的能力，才能牢牢守住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 顾 阳 乔金亮 冯其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