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农民工结构性变化的一些新趋势，对做好经济工作具有特殊意义。一是农民工流动更趋本地就业的趋势凸显；二是农民工总体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力。让农民工在城乡间顺畅流动、各美其美，既是城镇化道路的客观要求，也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回旋余地。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报告中，关于农民工年龄结构和区域结构的新数据尤其值得关注。

就业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近3亿农民工的就业，事关经济社会全局和亿万农民福祉，尤其牵动人心。从农民收入结构来看，近年农民的务工收入已超过务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第一大来源。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是稳住务工收入。从产业与就业的关系看，人口红利多了，经济才有活力，反之亦然。扩大农民工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是当务之急。

农民工就业是观察经济的一个窗口。近年来，在就业优先政策实施下，农民工就业总体稳定。农民工总量从2010年的2.42亿，一路增至2019年的2.91亿，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略有减少，2021年又恢复增长并创新高。尽管总量还在增长，但是增速已减缓。2021年，农民工总量只比2019年增加174万人。更严峻的是，今年以来，疫情的影响仍在全球蔓延，在我国呈现多点散发态势，农民工就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收入增速也面临下滑的挑战。

过去，人们关注农民工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聚焦于“招工难、用工荒”，其背后固然有农民工总量增速下降的因素，更有技能型农民工结构性短缺的因素。如今，正确认识农民工结构性变化的一些新趋势，对做好经济工作具有特殊意义。

一是农民工流动更趋本地就业的趋势凸显。2021年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增长1.3%，本地农民工增长4.1%。本地和外出的划分标准为是否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外出就业对乡村有巨大积极作用，也有些许消极影响。积极作用表现在为农民打开二三产业就业空间，成为增收的重要来源。消极影响表现在乡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有可能加剧乡村“空心化”。本地就业则离土不离乡，成为活跃县域、联结城乡的纽带。

二是农民工总体老龄化趋势明显，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力。近5年来，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逐年提高，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也在提高。2021年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6.0岁，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8岁。老一代的农民工正在返乡路上，更倾向于就地就近务工，新生代农民工则成为不少行业的用工主体。农民工老龄化既是人口老龄化的体现，也是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体现。新老农民工的代际转换既与就业结构有关，也与产业结构有关。

农民工受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双重影响。无论是新型城镇化还是乡村振兴，都要把农民工外出就业与本地就业结合起来。实际上，外出就业为农民工打开了眼界，本地就业为农民工提供了平台，两者相辅相成、适时转化，蕴含着乡村发展的动能。对外出农民工来说，各地应解决就业信息不对称、就业形态不丰富、就业技能不足等问题；对本地农民工来说，要加大农业农村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丰富县域经济形态，帮助其就地就近就业。

让农民工在城乡间顺畅流动、各美其美，既是城镇化道路的客观要求，也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回旋余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00多万农民工返乡。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一度有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返乡。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社会大局能保持稳定，关键是农民在老家还有地有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农村改革始终要注意保护农民利益，无论是本地农民工还是外出农民工，都要切实维护其土地权益；新型城镇化要聚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有能力和意愿的农民工在适宜的地方乐业安居，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