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吕立勤 梁剑箫

开栏的话 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回望来时路，眺望新征程，重温建党百年经济战线的不平凡历程和伟大成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今天起，本报开设“建党百年·经济战线风云录”栏目，聚焦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经济探索、斗争实践、辉煌成就和建设经验，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1921年7月的一个晚上，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一幢住宅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悄然开幕。怀揣着理想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一纲领在经济方面明确主张：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当我们再一次踏进历史的河流，追寻先贤的身影，试图探寻党在经济战线风云激荡漫漫征程的思路源头和叙事起点之时，不难发现，在党的早期文献中，无论是涉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主张，还是关乎对中国政治经济基本国情的分析，都实实在在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伊始，就以挽民族于危亡之际、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为己任，将自身奋斗目标锁定在经世济民这一重大主题主线之上，并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奋斗着。

力倡马克思主义

主张生产资料社会公有

翻开建党初期一幅幅历史画卷，早期共产党人提出的那些经济主张，于点点滴滴之中，无处不彰显他们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博大胸襟，以及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义无反顾冲破黎明前黑暗的勇气和决心。

百年前，面对民族的苦难和百姓的凄苦，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1918年7月1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三册发表了题为《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的文章。在文中，他对当时中华民族之命运做出忧虑至深的表达。他说：“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容讳言。”一年后的1919年8月，针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进一步阐明了他救亡图存的出路和主张。他说：“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又在《新青年》分两期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深入表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他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资本家的利益就在于增加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尽力延长工作时间”以及“尽力缩短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时间”，不断获取剩余价值；由于无产阶级的贫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下已失去救济的能力，阶级的竞争因而更加激烈。“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我消灭，也是自然之势，是不可避免的。

中共建党之初的部分经济主张与李大钊充满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思辨一脉相承：“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要是生产工具收归共有共用了，私有财产和凭银制度就自然跟着消灭。”而且，“社会上个人剥夺个人的现状也会绝对没有，因为造成剥夺的根源的东西——剩余价值——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取得了”。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言，既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根基，更昭示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

理论联系实际

领导工人开展经济斗争

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这是李大钊在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它一语道破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对我们党早期针对中国国情和革命形势的科学判断，以及随后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迄今，仍值得我们持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探究。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外国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发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国军阀，故意阻碍中国幼稚资本主义的兴旺”。这一描述，让我们看清了百年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由来，还从中感悟到那时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工农民众的无助和绝望。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经济工作实践，必然地选择了以组织策动广大工农群众团结起来，为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而展开经济斗争为发轫起点。

1925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经济斗争的决议案等30多个决议案。决议明确指出，“劳动者的完全解放，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之后”，进而决议提出工人阶级在经济上一系列具体要求。大会闭幕不久，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同盟罢工。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将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转变为社会各界人民反帝的政治斗争。

为试图缓解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帝国主义列强照会段祺瑞政府，提出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允许中国开征2.5%附加税。共产党人认为，列强策划召开这一会议，是帝国主义拉拢北洋政府、缓和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缓兵之计”，也是北洋政府借机解决财政困难、维持政权运转的“伎俩”。为此，中共上海区委相关人员坚定表示，“我们自始即根本反对之，主张无条件关税自主”。

同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英国、美国等国以及段祺瑞政府均派代表参加。此时，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北京学生联合会、爱国运动大同盟等团体，不顾军警阻挠和镇压，连续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强烈反对关税特别会议的举办，要求“关税自主”、段祺瑞“下野出京”，参加群众超过5万人。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这场爱国运动很快蔓延至全国各地，得到普遍响应，关税特别会议最终无果而散。这场关税自主运动，随之成为我党早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运动而载入史册。

经受时代考验

不断开创历史伟业

透过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经济主张和斗争实践，可以清晰看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题和主线，一言以蔽之，经世济民为苍生。

从建党的那一天起，我们党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始终不渝将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一百年来，面对经济战线的错综复杂，我们党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我们党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办事，尊重经济规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初次传播到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从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打响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货币战争到实现“耕者有其田”、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民族开始艰难地但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

一百年来，面对经济战线中一次又一次的难得机遇，我们党不断认清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在乱云飞渡中砥砺前行，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体上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世界上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

一百年来，面对经济战线中一次又一次的艰难挑战，我们党不断自我革命和自我净化，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提高，直面和解决复杂风险挑战、应对和处理高难度经济危机的能力日益增强。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在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的国际大背景下，对有的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贸易摩擦以关税反制，从容应对；还能在全球突遭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的复杂形势下，充分运用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的优势，逆水行舟，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百年雨雪风霜、百年大浪淘沙、百年风华正茂。回望昨日，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百年进程中强烈的逻辑一致性和历史必然性。建党百年经济战线的风云激荡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反之，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走向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