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来到了兰考，这个曾经长期遭受风沙、内涝、盐碱“三害”，但已经成功地改写了历史的地方。1855年，铜瓦厢黄河决口，造成黄河向北移动的大改道，不仅改变了黄河地理，也直接洗劫了兰考。那次黄河改道，是一个历史性大事件，黄河占据大清河河道也即济水下游入海，给兰考留下了一个很难收拾的穷摊子，黄沙遍野，碱滩遍地。新中国成立后，黄河的生态环境开始不断优化，系列水利工程也不断趋于完善，黄河从总体上进入稳定期，但历史造成的后遗症，在很长时间里缓不过劲来。

从防洪史上看，铜瓦厢决口并不是黄河下游绝无仅有的大水灾事件。在公元602年到1855年，见之于史书的黄河大决口大改道，不下五六次。有地理因素，有气候因素，有沙淤因素，有生态恶化因素，也有人为因素。从地理因素上讲，黄河出孟津之后，进入平原浅丘地带，缺少有刚性约束的河流地理条件，它在大约25万平方公里面积的一个大扇面上，不时来回移动，多次溃堤破坝，造成灾难性后果。极端气候和淤沙“悬河”因素屡有叠加，加上治理不善、战乱不休，河防千疮百孔，几乎是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所谓“黄河百害”的老话头，其实反映的不是黄河本身，而是人对自然灾难的畏惧和对河政相对束手无策的无奈。

铜瓦厢决口，发生在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它的历史影响与“黄河夺淮”有地理对称性，也可称之为“黄河夺济”。据《清史稿·河渠志》记载，洪水不仅波及兰考、商丘、砀山、丰城、萧县、沛县、徐州、灵璧等地，也淹向了杞县和开封的陈留镇。洪水向北分成三股，一股直扑菏泽，另两股穿越长垣，奔向东平湖附近的张秋水闸，黄济合流后进入济水下游大清河道，在东平湖域形成一片泽国。

铜瓦厢决口引起的黄河大改道，其成因，固然也有太平军兴，清廷无暇应对的背景，但主要来自黄河激流和中下游连降暴雨以及河道弯曲河床悬高等因素。河道弯曲，是黄河的软肋。兰考处于黄河最后的一个S形河曲，也是下游“悬河”特征最明显的成因之一，有许多不可测因素隐藏其间，黄河下游淤沙高出两岸地面8米。在大雨和激浪的连续袭击下开始决口，十几天里，决口扩大到1780丈。洪水覆盖黄河两岸，对岸的东明县被洪水围困了两年多。大水横扫半个山东省，并在塘沽、大沽形成冲积扇，波及10州40个县，直接受灾人群约700万。光绪三年，这里的河段再次决口，坝体合龙后，黄河从东营出海，形成今天的总体流势。

诚然，黄河决口改道，包括在兰考决口改道，并不在少数。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的3000年里，有记录的决口就有1593次，基本上是“三年两决”，其中引起大小改道26次。较大决口至少有6次。公元前132年汉武帝时期，“瓠子（濮阳）决口”，是第一次黄河乱淮，兰考肯定是受害者。第二次是新莽时期，一直到东汉刘秀“王景治河”时，才有所缓解。第三次是唐末宋初“厌次决口”（滨州和德州），黄河从今塘沽、大沽入海。第四次是河南滑县李固渡人为掘堤和金章宗时的“原阳决口”，在长期“黄河乱淮”中，水患迁延不绝。第五次在明弘治年间，河水入东平，大清河道再次被挤占。第六次就是铜瓦厢决口。兰考的河段素有“豆腐腰”之称，多数河决，受害者都少不了兰考。

在历史上，兰考人没有过多少安定舒心的日子。它在秦代曾叫济阳，盖因南济水在它南边流过，但秦始皇东巡路过，恰遇大雾，便令改名东昏。王莽朝反其道而改为东明。在宋金交战的那次“黄河夺淮”中和金初，东明又被黄河洪水切为两段，东明以南分为兰阳、仪封，洪武二年，仪封又被淹，明末清初，黄河也曾由此溢流徐州黄河故道，又因各种缘由，先后改为兰仪、兰封。1954年，兰封与考城合并，始称兰考。兰考的曲折历史和多名称，反映了它与黄河扯不断的历史纠结。

铜瓦厢决口纪念碑，在今兰考河对岸封丘李庄镇黄河大堤上，这里也曾是铜瓦厢镇故地。因为有一段河堤用黄色琉璃瓦覆盖过堤面，驻过官兵，清乾隆四十九年所设的兰阳县丞衙门也在这里，曾被称为“铜牙府”，是铜瓦厢渡口集市旧地，但决堤后其地大部没入河中。兰考的一边，只留下城西北24里的东坝头和东坝头乡。对于兰考，铜瓦厢决口不啻是一次毁灭性打击。据兰考博物馆的资料，在那场特大洪水中，30多个村庄被抹去了，有许多一姓庄，几乎都绝了户，灾民涉及96个姓氏。从此以后，内涝、风沙、盐碱“三害”肆虐，在防洪形势上也依然脆弱，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和贫穷的自然根源。

东坝头乡就在黄河下游最后的拐弯处。这里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兰考黄河第一景区和纪念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较大规模的根治“三害”开始了，241平方公里的黄河滩区，先后出现了亘古未有的绿化生态带和沿河公路带。放眼望去，林木苍翠，田野平畴，18个村庄的8000亩荒地复耕造林，铜瓦厢古镇也复建起来。最大的黄河决口处，成了林田掩映、水鸟鸣飞的新型湿地公园，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到东坝头乡，人们要看这里的巨变，更是为了在毛主席视察黄河纪念亭前留影作纪念。1951年，黄河又出现了一次大洪峰，一直关注黄河的毛主席，在1952年10月29日来到兰考。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离京视察，专列特别停靠在东坝头。毛主席登上黄河的堤坝，久久凝望着黄河，讲出既沉稳又坚定的一句话：“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10月末的天气已经见凉，但毛主席落座在黄河边的一块石头上。这帧照片，是毛主席与黄河最近身的留影。时隔6年，在1958年8月7日，毛主席再次乘专列来到兰考，这不仅是对兰考人的激励，也是他心里一直牵挂着黄河。要知道，黄河的汛期是“七上八下”，黄河下游还没有度过汛期，黄河安否、兰考安否，怕是他心里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从兰考城里到东坝头，人们是坐“小火车”去的，一开始没有细想，以为这是兰考的一种寻常观光交通手段。到得东坝头，似乎有些悟了，好个兰考人，他们是希望每个到东坝头的人都要随着毛主席的足迹走到黄河坝头上，都要明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句话的千钧分量。

到兰考，自然也要去看“焦林”。“焦林”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是一体的，也在东坝头乡张庄的黄河堤上。焦裕禄的事迹家喻户晓，纪念馆里有他89件生前遗物，有毛主席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这里还记录了他临终遗言，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人生自古谁无死，但为谁和为什么而死，临终的遗言又是什么，境界和价值是大不相同的。在兰考火车站附近，也有焦裕禄纪念园，位于黄河故道上，园里开满了黄色的菊花。菊花性最洁，在晚秋里盛开，也最能体现对生命晚节与品格的评价。兰考和开封的菊花有名气，它们开在花园里，也开在黄河的坝上坝下。它有上千个品种，但黄菊和白菊最普遍也最容易栽培和养育，最能体现人们对人杰的一种忆念。

但我更喜欢兰考的泡桐。泡桐开花，也有一种气势，花朵淡紫朴素，隐隐地散发一种清香，那香味并不刺鼻，花枝也不在风中招摇，平平常常，毫无贵木气。泡桐花有丁香花般的色调，但更朴质淳厚。

在北京通州张家湾城址，我也曾经见过两株，花期已过，但蓊蓊郁郁的，比邻近的一株大槐树还要显得枝叶繁茂，一时间认不出是什么树种来，更不晓得这树的本领和价值。

在兰考，泡桐大片成林，好像平常，但接下来的景象就不很寻常了。

这是一种北方乡土树种，旧日里兰考农村，房前房后都有，但不能用来做房檩，也就是遮遮阴凉。焦裕禄的一双慧眼，却从它身上看出了治“三害”的门道。他试种，他推广，依着乡邻的说法，他管在沙窝里种泡桐叫作给沙丘“扎针灸”，管翻沙压碱和开沟淋碱叫作“贴膏药”。泡桐治“三害”，是焦裕禄调查研究、反复试验后的一大发现和一大创造。泡桐树又叫空桐木，褐色的干、管状的花，扎根深，不怕沙，又耐旱，埋根育苗，很快成活。长得也快，五六年成大树。投资少，不费工，既改沙又防风，成林可卖钱，林粮间种，耐涝、耐碱、耐风沙，粮食产量也上去了。兰考人不再吃救济粮，兰考要开始甩掉贫困帽了。

经过持续开发，兰考泡桐的潜在价值，奇迹般显露出来，成就了一个大的支柱产业。现在，兰考的泡桐产业已经拥有6万人专业规模，这又是怎么回事情呢？原来，泡桐虽然速生木质松，但木质共鸣性好，是制乐器做音箱的好材料，制作压制板材更是优选。到兰考去发展泡桐产业，是相关企业的投资热点，也是兰考人的一条脱贫致富路。这里是泡桐王国和泡桐产业王国，兰考三件宝：泡桐、花生与大枣。此外，还有兰考哈密瓜。涉农产业既惠农也惠工，什么旧时的“以工代赈”和流行一时的“无工不富”都进入了历史词典。他开创的治风、治沙、治碱的治穷工程，生生把20万亩盐碱地变成了良田。全县造林5万多亩，森林覆盖率由接近于零上升为26%。兰考正由一个满眼黄沙的贫困县，一跃成为地区生产总值接近400亿元的新兰考。东坝头书写的黄河新篇章，记录着焦裕禄在沙窝里栽种泡桐的身影。他长眠在黄河的东坝头，终于也看到了，乡亲们不仅治了沙，也治了穷。

兰考是一个脱贫的大课堂。在这里，可以重温黄河的自然变迁史，也可以熟视兰考人改造自然创造生活的历史新篇章，还可以实地学习和继承焦裕禄的精神。焦裕禄精神可以从多个侧面去认知，但在更多人看来，他的那种精气神，更多弥漫在绿色泡桐林里；或者说，他就是一株看似平凡的泡桐树，在“焦林”里，在黄河边，在大堤上，撑着天，立着地，一直散发着漫天的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