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沈 慧 韩秉志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支撑。目前，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如何为建设科技强国筑牢根基？为此，经济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

记者：“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我们为什么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王贻芳：经过7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构建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创新体系，但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比如，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研究再到成果转化的创新链，目前还不是特别清晰。很多人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一些研究单位要求做好基础研究的同时也要做好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其实这是不现实的。对科研单位来说，其定位、任务、职责应该是明确并有所侧重的。

我们应该有一批专门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单位，其职责应该是外接国际最前沿的科学，对内将其在做最前沿科学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成果进行一些技术转移转化。这类研究单位应该与从事技术研究的单位在使命、任务上有所区分，但又互相联系。此外，还应该有一批从事应用技术研究的单位，对地方及产业发展起到支撑作用。现在以国家战略性需求为导向推进创新体系优化组合，是十分必要且及时的。

记者：“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为何如此重视基础研究？

王贻芳：很多人之所以会产生类似“基础科学看起来离我们生活非常远，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的疑问，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们没有弄清楚整个科学体系和基础科学研究的规律。

要知道，基础科学应该是主干，技术是主干上发展出来的枝叶。把那些短期内没有产出效应的原理搞清楚，这些原理就构成了基础科学，而弄懂了基础科学，后面的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才能发展起来。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目前面临哪些“短板”？如何看待“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的意义。

王贻芳：整体上说，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可以说，现在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基础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整体还处于跟跑的阶段，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很少。特别是在一些最尖端的原创科学思想、重大理论创新方面，很多研究仍处于跟踪模仿的阶段，领跑的领域和顶尖科学家还太少。这是因为，基础科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需要慢慢积累，而我们基础科学的底子是相对薄弱的。

当然，投入不足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总经费的比例此前多年徘徊在5%左右，而国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15%左右。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让人十分振奋。但能不能再提高一点？比如2030年达到15%——用10年时间将基础科学的投入占比提升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准。

记者：目前在高能物理领域，有哪些正在或即将实施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贻芳：我们高能物理领域目前正在推进的一些国家重大基础科学设施建设项目，主要包括北京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加速器周长达到100公里的环形对撞机预研，还有未来要在中国空间站上开展的几个科研项目。这些项目未来都能够在科技界催化重大成果。实践表明，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现代仪器设备，规模庞大、能力超强的大科学装置是获取重大科学成果的关键手段之一。如果没有这样的大科学装置，赶超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基础研究在未来可能会创造意想不到的效益。而如果基础研究做不好，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