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博物院的东北方向，有一座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近代建筑。与故宫的繁华、景山的热闹相比，位于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显得格外安静。

自1918年落成伊始，北大红楼就与中国命运的走向息息相关。100多年前，这里激荡出的思想火花汇聚成风雷，掀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红色火种在这里孕育

拾级而上，红楼的内部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格局。左右两侧幽长的走廊上，分布着文科事务室、阅览室、大教室、书库等场所。步行至一层东南角，便是李大钊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

抬眼望去，当年李大钊工作的情景历历在目。一排书柜紧靠在北面墙角，对面的鱼尾挂钟不紧不慢，桌上的吸墨船好似还在晃动，一支毛笔浅浅地搁在笔架上，它的墨迹仿佛还未干透……正是在这张桌前，李大钊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写下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坚信“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李大钊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在纪念馆内，至今还保留着一份珍贵的答卷。答题的考生是1923年北大政治系学生马昌民，试题内容为“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李大钊为这份答卷给出了“玖拾伍分”的高分。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研究室副主任秦素银对这段历史做了详细考证。“从1920年10月起，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史学系、政治学系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开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先河，这份试卷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果。”

这间不算宽敞的办公室，更见证了北京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1920年3月，李大钊在红楼图书馆主任室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建党问题。10月，李大钊在此组织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名“共产党小组”，他每月从个人薪俸中拿出80元作为小组活动经费。年底，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方的传播。“如果说召开中共一大的上海市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办公室主任马海亭动容地说。

红色理想在这里萌芽

图书馆主任室的隔壁是登录室，负责登记新到报刊的年轻人带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他就是毛泽东。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大力宣传和不懈实践，深刻地影响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虽然每个月只有8元的薪资，却拥有极为难得的读书看报的机会，红楼一层西侧的第二阅览室是他最常去的地方。

再往前走几步，便是“学生大教室”了。远远望去，黑板上复原了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时留下的板书，讲台下方是二三十张颇具年代感的木椅。“当年，除正式学生外，北大还有大量旁听生，他们住在红楼附近的公寓或旅店里，教室里常常挤满了学生，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文物资料保管部副主任刘静向记者描述了当年的情况。

“可以想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许多新知识才得以传播，许多新思想才被激发，救国救民的真理也在互相支撑、互相驳难中越辩越明。”刘静说。

红色浪潮从这里迸发

1919年5月4日，以北大师生为先锋，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掀起。3000多名群情激昂的青年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横幅飘荡，呼声震天。一则用白话文书写的宣言在游行队伍中迅速传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这则《北京全体学界通告》正是在红楼诞生。

在红楼一层东北角、与图书馆主任室相隔两个房间的地方，曾是新潮社的所在地。1919年1月，受《新青年》影响，《新潮》杂志破土而出，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刊物。五四前夕，以新潮杂志社为代表的北大学生在这里制作了3000多面旗帜和条幅，参与创办杂志的罗家伦在此起草了《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发出了赤忱的救国呐喊。

秦素银告诉记者：“这则宣言文字浅白、陈辞恳切，是五四当天唯一的印刷品，同学们把传单散发给市民，唤起了人们心中积累已久的国仇家恨，对争取市民的支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记载，5月4日上午11点左右，北大红楼敲响了五四运动的钟声。北大学生从《新潮》社取出标语、旗帜、横幅和传单，在北侧操场集合，向天安门开始进发。

学生运动很快就得到工商界的支持。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声援北京学生，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开始跨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1947年，华北学联将出发的操场命名为“民主广场”。

时过境迁，当年云集着众多热血青年、发出振聋发聩呼号的平地建起了一栋栋新式建筑。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这个广场孕育了进步青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求新求变的抗争激情。在后来漫长的革命岁月中，无数爱国志士从这里奔向光明，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和骨干。

站在红楼高处眺望，外面的街道车水马龙，红楼里的历史却早已定格。三十年后，在距离红楼不远的天安门城楼上，那位昔日的图书管理员，还是那腔标志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