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地区的青纱帐是八路军、游击队打击敌人的天然屏障，党的报纸发出的声音就像青纱帐里吹响的号角，让广大抗日军民听到了党的声音。

冀中平原的青纱帐苍苍茫茫，绵延千里。每当有风吹来，其势若碧绿的大海，波涛起伏。

青纱帐记载着农民的辛劳，也寄托着农民的希望，青纱帐里演绎着一代又一代悲欢离合的故事，青纱帐更是战争年代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打击敌人的天然屏障。

可是，你见过在青纱帐里办报纸吗？走进河北省饶阳县《冀中导报》纪念馆，一幅在青纱帐里印刷报纸的照片，让我驻足良久。

日军占领华北之后，冀中地区笼罩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下，人们获得可靠消息的渠道很少。本来社会秩序就已动荡不安，再加上种种谣言传播，更是人心惶惶。1938年夏天，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提出创办党委机关报。经过紧张筹备，9月10日报纸在任邱县陈王庄创刊，名为《导报》。1939年2月份，八路军总部根据敌情变化，指导冀中区精简机关，以应对更加严峻的形势，《导报》暂时停刊。随后，冀中军区和八路军120师并肩作战，连续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在此情况下，《导报》于1939年12月份在武强县北代村复刊，并更名为《冀中导报》。

《冀中导报》及时刊出我党的抗日主张、我党我军在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遏制了谣言的散布，极大地鼓舞了冀中人民的抗日斗志，促进了冀中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大力宣传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特别是坚持平原反“扫荡”的顽强斗志和灵活机动的对敌斗争经验。

1942年8月份，鉴于“五一大扫荡”之后的严峻形势，《冀中导报》再次停刊，报社人员化整为零，分散到各个分区，创办分区的报纸，代替《冀中导报》继续发声。那是冀中地区抗日斗争最残酷的时期，我们报纸发出的声音就像青纱帐里吹响的号角，响彻冀中平原，让广大抗日军民听到了党的声音。人们得到报纸后，你看了我看，一张油印的八开小报，不知被多少人传看多少次。

报纸的导向作用被发挥到极致，《冀中导报》被誉为“冀中人民的向导”。然而，为了办好报纸，报社工作人员的付出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在青纱帐里办报不算什么，最困难的是在地道中办报。地道中阴暗潮湿又缺乏氧气，有时候连煤油灯都点不着，他们却长期在地道中坚持工作，更严峻的考验是随时都可能献出生命。《冀中导报》通联科长沈蔚是江苏人，1939年从延安参加八路军前线记者团来到冀中，后来在安国县西张庄突围时牺牲，年仅25岁；《冀中导报》记者、“五一大扫荡”之后任九分区《团结报》社长的周景陵，1943年7月份，在高阳县雍城村与敌人遭遇，英勇牺牲，年仅27岁……

《冀中导报》的队伍是一个年轻的集体，社长范瑾20岁，朱子强担任总编辑的时候19岁，工作人员中年龄大的也不过30岁。就是这样一群年轻的新闻战士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用报纸传递着抗战必胜的信念。

1945年6月份，《冀中导报》在饶阳县长流庄再次复刊。1949年1月1日根据毛泽东题写的新报头改为《河北日报》出版，并于当年2月份搬入保定。

从1938年到1949年的11个年头里，《冀中导报》一直在农村，其中在饶阳县的时间最长。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套分散隐蔽、机动灵活的办报模式，主要依靠根据地的“堡垒户”，这些“堡垒户”冒着生命危险为报社提供安全的住所和办报环境。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人民群众倾其所有滋养了我们的报纸。

这些年，各种博物馆、纪念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独树一帜的《冀中导报》纪念馆以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一处处复原的场景，让观众清晰地看到我们党的报纸从哪儿走来，看到党报的初心。

走出纪念馆，我依然回味着那张在青纱帐里印刷报纸的照片。如果说《冀中导报》是青纱帐里的号角，人民群众就是掩护我们的青纱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