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如何判断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吸收外资的影响？在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势下，如何稳住外资基本盘？经济日报记者近日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郝红梅。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吸收外资带来了哪些影响？程度如何？

郝红梅：此次疫情传播性较强，涉及区域较广，涵盖了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省份，封闭、隔离、停工等措施使各行业外资企业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疫情对外资企业生产秩序的冲击会有滞后效应，目前还未充分显现，还有很多未知因素，现在评估疫情对外资企业在华业务的影响为时尚早。

受疫情影响，来访的外商团组和出国招商团组大量取消或推迟，部分在谈的外商投资项目延缓，一些在建的外资项目推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招商引资工作。从生产角度分析，产业链终端、面向消费者的外资企业受疫情冲击最大，影响也最直接，预计这些行业受直接冲击的时间至少为一个季度。对外资工业企业的影响主要是物流中断引发的供应链中断、职工返岗、原材料供应、物资运输等难题。长三角、珠三角以及成渝地区复工后仍将面临较大的疫情防控压力。中国美国商会2月20日对169家会员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企业面临成本增加和收入大幅降低的问题，近半企业希望中国政府能提供税收减免方面的支持。

除直接和短期影响外，疫情对我国吸收外资的间接影响和滞后影响也不容忽视。市场信心受到一定损伤会使投资者形成相对固定的预期，从而对中长期投资行为作出调整。

记者：疫情是否会影响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郝红梅：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一般是战略性的，从资源和效率寻求型转向市场和战略资产寻求型是当前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导向。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建立在劳动效率和资源禀赋基础之上，外商是否到中国投资，关键取决于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投资环境、预期利润等多种长期因素。从总体上看，疫情对产业链的影响是阶段性的，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地位不会因为疫情影响而改变。

但若疫情令产业链较长时间中断，开工率不足，企业预期不稳，再叠加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会导致外资企业调整生产布局。疫情发生后，日本、韩国、新加坡也面临严重威胁，如果疫情的影响进而延伸至全球产业链，并沿着产业链上下游进行转移，则国内外供求关系及产业生态关系会受到一定影响。

记者：目前国家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效果如何？未来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发力？

郝红梅：近期，国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扶助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各地方也积极出台配套措施，形成政策合力。

此外，研究推出新的扩大开放的政策举措，增强外商长期投资经营的信心。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已会同有关部门启动了新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两个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修订工作，进一步提升电信、医疗、教育、文化、金融等领域的利用外资水平。

当前，外资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要抓好政策落实，确保政策措施早细化、快落地。下一步主要在三个方面着力：一是继续落实稳外资要求，更加注重以市场化改革和运用经济手段增强外资企业内生动力。除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外，还应加快推动市场需求强烈的外商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尽快落地实施。二是继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将外资企业的感受作为下一阶段提升营商环境改革效果的一个检验标准。实施好《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和信息的公开化与透明度。三是受疫情冲击令企业收入和利润呈现双下滑态势，制造企业面临的市场需求不振、利润率不高、税费负担重等长期性问题更加凸显。下一步应尽快研究制定支持制造业利用外资的专项文件，协调相关部门在用工、能源供应、融资、产业链配套等方面加大保障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