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闲之后，听说故乡又请来戏班子唱三天大戏，我耳边仿佛响起那锣鼓铙钹声，还有那高亢的唢呐。

我对于戏剧的理解，或者说感受，全部来自小时候村里的戏班子。据说，村里戏班子至少有100多年历史。我们这些孩子都是听着锣鼓和二胡长大的。上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改革刚刚开始，农民在一年比一年更大的丰收中感受着新希望。电影和看戏是繁忙的农村生活中仅有的娱乐活动。和看戏相比，演电影似乎草率多了。挂一个幕布，支一架机器，嗒嗒嗒地响起，一束光照到幕布上，就映出高楼大厦和陌生的面孔。其实，那些故事，我们这些孩子大都弄不懂。

唱戏则要隆重得多,至少得有大半年准备。地里的收获结束之后，村里人便在公共窑洞里开始排戏。手头宽裕起来的农民，掏钱请外地师傅来教戏。冬天还没有来临，我们就可以听到窑洞里传出咿咿呀呀的清唱。当一个一个角色单独学习到一定程度，戏班子便要集中起来排演一次。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说，排演很有过节的味道。一台戏，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角色，就在那不大的窑洞空地上展开，当然没有“观众席”。那些父母是戏班子的孩子，才有可能钻进去，到某个角落“看戏”。我们只能站在门外，透过门缝听，甚至几个人爬在一个窄窄的窗台上往里瞧。

作为孩子，我们看的不是剧情，也不是戏，而是人。谁的父亲演了花脸，谁的叔叔演了小丑，谁的姐姐演了太后，都可以成为我们看过之后好多天的“谈资”。在孩子们心里，剧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戏里花花绿绿的人。所以，唱戏的日子在我们漫长的期盼中到来，那可是化了妆、穿上行头登台的日子啊！

戏要整整排演一个冬天，到春节那几天才正式上演。一般在正月初二开始，村里人把那些装戏衣的箱子，像宝贝一样抬出来，然后用那花花绿绿的幕布武装戏台，每年还会置办一两个布景，挂在舞台后面。从搭台子那一刻起，孩子们就在舞台前的院子里奔跑打闹，体会一年中最大的盛事。我们早早地搬着家里各色各样高低不一的板凳，去戏台下面占座位，而年长一些的人，力气大，干脆就从附近搬几块大石头，垒起一个个座位来。

戏在下午开场。新春的太阳刚刚偏西，锣鼓铙钹就在戏台上敲响，我们的心也跟着这高亢的声响而激动起来。我一直不知道北方的戏为什么那么喜欢用锣鼓铙钹这些乐器。这声响不仅把所有的人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戏台前来，而且在两边山间引来更大的回音，几里之外都能听得到。那响亮的咚锵声甚至漫过了岁月，30多年来一直回响在我记忆深处，散也散不去。

两三百口人的村庄，上百人的戏班子。在鼓乐声中登场的每个人，我们只要定睛一看，甚至听他开口一唱，就知道这是谁的爹，那是谁的娘。让我们纳闷的是，那些平日里穿一件黑布棉袄、双手插进袖子里，连走路都拖拖沓沓的长辈，为什么一到台上，穿上行头就那么有精神；时常连说话也慢吞吞的人，唱起戏来却能不歇气唱出一大段台词，而且那么情感激烈；生活中见面都不肯吭气的叔叔，坐在戏台一侧拉起二胡来，虽然眯缝着双眼摇头晃脑，却也拉不错……我们熟悉的长辈在戏台上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长大之后，看到“戏如人生”四个字，我才慢慢理解起小时候留在舞台上的记忆。层层叠叠的梯田，连绵不绝的大山，其实把农民的生存空间压得很窄很窄。经年劳作，只有走上舞台，他们才可以放声一吼，才能够尽情哭笑。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舞台，每个人都渴望自我展示。在村边那石头垒砌的简陋舞台上，我的长辈们按照“脚本”放声歌哭。也许，他们唱的是戏，宣泄的却是对生活、对山水、对土地的情感，展示的是自己心中说不出的向往。

等我开始看懂村里的戏时，戏班子却很快就散伙了。上世纪90年代初，许多人走出村子到外边谋生活，还有十几户人家搬迁到外地，戏班子再也凑不齐，村边的舞台便沉寂了。舅舅是一位老演员，六七岁时就跟着他的爷爷学习走台步，戏班子里的角色，除了扮演年轻妇女的青衣和花旦，他几乎都演过。这出戏里是花脸，那出戏里是小丑，下一出戏又扮演老太太，仿佛他也会“七十二变”一般。他把所有的智慧和生活感悟都融进了舞台上的角色。脱去行头，他依旧是那个扛起锄头下地、躬身耕作头也不回的农民。

戏班子渐渐散伙，舅舅的冬天也消闲了，但戏可能一直在他心中。有一天村里住下一群旅游的人，晚上要唱歌，舅舅则自告奋勇地给他们唱起戏来。尽管已经没有锣鼓，没有舞台，但舅舅站在那里唱得有模有样。已经70多岁的他，唱了一段又一段，夜深了也不愿停下来。这高亢的清唱，就像村外肃穆的大山那样显得孤独而苍凉。

唱戏总是人们忘不了的节日。于是，村里请来戏班子，又在舞台上挂起幕布，唱的还是乡亲们熟悉的上党梆子，但是我们知道剧中的角色，却不认识那些人了。舅舅，还有和舅舅一样喜欢在舞台上放声歌哭的长辈们，只能坐在台前当观众。

咚咚锵锵的锣鼓声响起来，声调似乎是那样熟悉，声响在两山之间的回音也和过去一样，但我知道，那已经不是我小时候的声响了。舞台上仍然有戏，但唱戏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了。山村的戏啊，叫我如何不想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