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院士今年89岁高龄，是身边人所熟知的生活简朴的卢爷爷。但是，这个衣着简单、生活低调的人，却因2017年的一个举动，突然成了‘网红’。那年3月，他与夫人徐雪宾颤颤巍巍地抱着一个破旧的牛皮纸信封出现在华农校内一家银行，将10多个存折的存款转入学校账户，整整880多万元！这是两位老人毕生的积蓄，卢院士有一个女儿，但他选择把钱毫无保留地全部捐给学校……”

这个有关水稻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卢永根院士的小故事，是华南农业大学青年教师党林夕于今年7月1日在广东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事迹报告会上所讲，听者无不动容。40多天后的8月12日凌晨，卢永根因病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牵挂他的人。患病期间，他亲手签订了捐赠遗体志愿书，希望以一名院士的身份作最后的医学科普，把身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研究。

他无数次说，要把一生献给祖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他入党70周年之际，他圆满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赤诚的爱国情怀

卢永根为什么会如此慷慨？这还要从他最初的人生选择说起。

卢永根在香港出生长大，父亲是英国律师行的一名高级员工，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中西方综合教育。但在1941年，卢永根读小学六年级时，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父亲将几个儿女送回老家广州花都乡下避难。在花都，卢永根经历了东躲西藏、衣食匮乏的逃难生活，目睹了日军的凶残暴行。从小经历流离苦难，激发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

念高中时，他作出了与同龄人不一样的选择：不顾家人反对，放弃在港前途更好的英文学校，选择在中文学校就读。受学校民主进步思想的影响，1947年，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积极开展地下活动。1949年，他在香港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

期间，卢永根考入岭南大学就读。经历全国院系调整后，他来到华南农学院，与一生的恩师——华南农学院第一任院长丁颖教授相遇，毕业后更成为丁颖开展水稻研究的得力助手。丁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留学海外，致力于水稻育种研究，有“中国稻作科学之父”的美誉。

丁颖是院长，卢永根是学生，年龄相差40多岁。可是，卢永根却成功说服当时已68岁的丁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在当时广州地区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反响。对此，卢永根曾回忆，与老师的这份“忘年交”友谊一直暗含着一份默契：“学术上，您是我的老师，是我的领路人，但在政治上，我是先行者，是进步青年，我要告诉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信仰。”

这一信仰在卢永根看来，必须终生践行。

卢永根常把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名言挂在嘴边：“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改革开放后，卢永根曾以公派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留学。留美期间，在美国的亲人竭力说服他留下来，卢永根却坚定地说：“我是中国人，祖国需要我！”

是啊，如果他一走了之，丁颖老师毕生收集托付给他的7000多份水稻种质资源将何去何从？他这一走，这个领域的研究又要多少年才能赶上其他国家？

卢永根回到了祖国。在他的感召下，一大批水稻育种专家也选择回国报效祖国。卢永根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农业科学家。2017年，他的学生刘耀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被传为佳话。

近年来，卢永根长期卧病在床，无法正常参加党支部的活动。在他的要求下，一个特殊的临时党支部在医院病房成立。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卢永根院士病房临时党支部”开展了学习十九大报告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卢永根身体虚弱，但坚持全程参与学习和讨论。他说自己心情很激动，仿佛回到了刚入党时的那一刻。

卢永根去世后，他的遗孀——华南农业大学离休教授徐雪宾，将装有1万元的信封交给学校党委，这是卢永根生前嘱托她转交的特殊党费。

一世情缘结水稻

在广袤的大地上，农民的生活曾经十分艰辛，靠天吃饭。如何提高水稻的育种品质？这是卢永根毕生研究的课题。

在党林夕看来，水稻遗传育种领域的理论性研究曾经很缺乏，基础研究又很难出成果，卢永根却选择啃下这块“硬骨头”，在该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非常不易。

据他回忆，老校长卢永根常常像普通农民一样，挽起裤腿，赤脚走在农田里，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寻找水稻的祖先“野生水稻”，跑遍了广东、海南和江西。

野生稻的收集十分困难，要么在山区，要么在荒芜的沼泽地，但卢永根从不放弃。有一次，已经70多岁高龄的卢永根带队去广东清远一座荒山采集野生稻，爬到半山腰，已是体力不支，但他仍坚持要上山，学生们只好连搀带扶，架着他慢慢往上爬。山路崎岖陡峭，好不容易才爬到山顶，学生们想让他先歇一歇，他却说：“找！赶紧找！”

幸运的是，最终找到了宝贵的野生稻。亲眼见到野生稻的生长环境，疲惫不堪的卢永根异常激动。他俯下身紧紧握着稻穗对学生们说：“作为一个农业科学家，你必须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一定要亲自察看现场，不能遗漏一丝一毫的细节。”

就这样，长期奋战在农业科研一线的卢永根，在水稻的遗传资源、经济性状遗传、雄性不育遗传、杂种不育性遗传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协助丁颖院士开展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研究期间，卢永根随丁颖奔赴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河北、山西、山东等地，考察了各地的水稻品种、性状和栽培方法。丁颖病逝后，卢永根勇挑重担，牵头完成了后续研究工作。他保存下了丁颖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稻种，后来逐渐扩充到1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

1978年，卢永根主持完成了《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一书，成为我国水稻育种工作者最重要的参考书。他所提出的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创新学术观点，被业界认为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近年来，他还带领研究团队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3个，为我国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卢永根不仅是科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1983年，卢永根担任华南农学院院长（1984年更名为华南农业大学），开启了近12年的校长生涯。期间，他借助从国外学习的经验，大刀阔斧地改革，推动了华农的跨越式发展。

华农原校办主任卢吉祥回忆，担任校长期间，卢永根顶住压力，破格晋升了“华农八大金刚”，打开了华农人才培养的新通道。

1987年，华农的人事改革成为全国关注焦点：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其中5人更是直接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破解了人才断层困局，打破了论资排辈风气。如今，这些当年被破格晋升的青年才俊，已成长为政界、学界的优秀人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抗击非典和禽流感战役中的科研英雄辛朝安、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骆世明等。

“在那些难以被人看见的日日夜夜，他逐步为学校的长远发展铺就了道路。”骆世明深有感触地说。

满室旧物慷慨捐资

在少年时缺衣少食的逃难生活中，卢永根曾接到父亲特意捎来的亲笔家训：“身劳苦学”“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儒者半为农”，这些家训他终生铭记。他不在乎名，不在乎利，但求这一生有意义。

2017年3月，卢永根撑着孱弱病躯和夫人将毕生积蓄8809446.44元全部转入华南农业大学账户，设立教育基金。他叮嘱，“这笔捐款要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嘉奖忠诚于教学科研的教师，资助农业领域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前来讲学交流”。

“10多个存折，每笔转账都需要输密码、签名，前后足足花了1个半小时。然而他们做出这个捐赠决定究竟考虑了多久？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一切仅发生在几秒钟之内。”党林夕在事迹报告会上动情地说，当时，卢院士病重，与夫人商量后事安排时，他就说了一个字：“捐！”夫人马上懂了，立刻说：“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一年，卢永根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慷慨捐赠的背后，是近乎苛刻地节约，以至于让他获得了“布衣院士”的称号。

卢永根的同事回忆，他的家中一直在使用上世纪80年代的旧沙发、旧铁架床、旧电视，虽年事渐高，却一直住在没有电梯的五楼居室。入院治疗前，他几乎每天最早赶到办公室，忙碌地做科研、回邮件。到了中午，他拎着一个铁饭盒去学校饭堂，和学生们一起排队打饭，再慢慢地将饭菜吃干净。和水稻打了一辈子交道，卢永根总会善意提醒那些浪费饭菜的学生，“多少棵水稻才能长成一碗米饭”？

晴天，他戴着遮阳帽、背着挎包，在葱郁的校道上安然地等公交车；雨天，他卷起裤腿，蹚着雨水往家走……他成了校园中的一道风景线，让人难以忘怀。

正是这道朴实的风景线，给予了很多人希望。党林夕说，一直以来，卢永根都通过各种途径去帮助困难学生，帮他们改变命运。看到学生刘向东有机会去香港进修，但因经济困难而顾虑重重，卢永根便借钱给他，并提供行李箱等用品，鼓励他学有所成，报效祖国。他甚至把广州花都祖辈传下来的两家商铺赠予当地小学作教育基金，至今，该基金已资助师生近3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