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满怀时代梦想和奋发前行的诗人必能摆脱“小我”的束缚，心怀时代担当、艺术担当、创作格局和真情大爱，在烟火中求真味、于坦率中求蕴藉。

英国现代主义文艺评论家克莱夫·贝尔说，“有意味的形式”是一切艺术的本质。军旅诗人刘笑伟在他的创作中并没有陷入仅仅突出政治性、忽视艺术性的窠臼，而是试图在基于时代意识、人民意识、使命意识的风骨中去寻求阳刚、大气、纯粹、自足的诗性意味。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生动的实践中汲取力量与灵感，不断拓展诗歌的疆界，不断提升诗歌的境界，在其特定题材的创作中倾注了石火电光般的诗意内涵，抒发了新时代军人投身强军兴军伟大实践的壮志豪情。

20世纪的文学巨匠威斯坦·休·奥登在他的《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一书中说：“一位诗人要成为大诗人……简捷地说就是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我并不是说刘笑伟已是一位大诗人，而是想说，通过阅读他的诗集《强军 强军》以及其他诗作，给读者一种这样的感受：他创作的鲜明时代特征，使他在单一的题材里留下了诗性创造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且有足够的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包括创作的最后阶段，总能写出不同于以往的好诗”。对此，军旅诗的爱好者们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

奥登还在他的《染匠之手》中说道：“当我读一首诗时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技术的问题：‘这里有个词语的精妙设计，它是怎么起作用的？’第二个问题是最宽泛意义上的道德问题：‘这首诗中栖居着一个什么类型的人？他对美好生活和美好处所的观念是怎么样的？他对恶魔的看法如何？他对读者隐瞒了什么？甚至他对自己隐瞒了什么？’”无论是从感性直观还是智性直观的角度，都能通过词语和语言而见作者的心灵与心智。刘笑伟把自己形容为一个“拆弹手”，他把精心打磨诗句形容为拆分炮弹，想象奇特，构思新颖，使人过目难忘：“你必须把这金属的炮弹/拆分，组合，打磨，刨光/让它变得浑圆/不再有棱角……或许是一个动词/也可能是一个名词/我必须小心打磨/保持它们微妙的平衡/让它们发出形容词般的微光/我怀抱着这个炮弹/尽量让里面的火药温柔下来/变成黑色的土/孕育一畦繁花……”

那些原发性的语词和语言，使刘笑伟的诗句绕过了军旅题材创作中易于直白、生硬的局限，而融汇既属于自身、又与时代密切相关的故事，见证当下家国的时代变迁，邂逅与相逢新时代的强军故事，从而带给读者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并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引领他的不是某种诗学理论，而是现实生活里常人视而不见的生命光华，以及在语言之外保持着善意和沉默的部分。这样的诗性表达，总有着一种撩人心魄的力量。

“我们是绿色的海洋，是枪炮所构造的/金属的鸽子，是夏日乐章中/最热烈的一节；是峭壁上的花朵和黄金/是转折关头升腾的烈焰/是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在诗人笔下，新时代军人的内涵和价值得以诗意呈现。

诗人在《大片的歌声》中写道：“士兵的嗓子是辽阔的黑土地/里面栖息着大片大片的森林……”诗意在生动的比喻中让人伸手可触。在《枪族》一诗中，诗人找寻着枪与其他事物的内在关联：“大片森林汹涌不息地跌倒/经过死亡精心的雕琢/成为枪的一部分/乌黑的矿石冶炼无数次之后/凝聚成枪的脊梁/和闪亮的准星……”

人性是诗性的出发点，毫无疑问，诗者随时都置身于传统、现实、文化、价值选择等的影响之下。作为军旅诗人，刘笑伟必然要触碰比个人心灵更遥远的东西，必然要有日月星辰的光泽与金戈铁马的铿锵之声。在他笔下的人物坐标中，抽象的思想情感与丰沛的人物形象得到统一，那种对人物个性最光芒部分的寻找贯穿于整个创作脉络。那些心理与文化关系的投影，几乎得到他最直观和具体的呈示——确切地说，是一种历史感与诗意的互为呼应。比如他这样写一位老兵：“战争击沉了老兵的声带/他拄着拐杖，一动不动地凝视夕阳/几个光腚的娃子在他的歌声下栖息/他的歌声嘶哑，如蓝空中的鹰……”

新时代构成了中国当代作家、诗人理解与把握时代脉搏的重要历史语境。一个满怀时代梦想和奋发前行的诗人必能摆脱“小我”的束缚，心怀时代担当、艺术担当、创作格局和真情大爱，在烟火中求真味、于坦率中求蕴藉。正如诗人奥登所说：“我以自己的心坎，紧紧搂住时代的花朵，以及大千世界的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