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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在历史上是苏州郊区的农业主产县，如今吴江已成为苏州下辖的区，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区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吴江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变了城乡结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调研这里多种类型的小城镇，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小城镇 大问题》。

近年来，吴江正通过“一带一区”“一镇一园”，即长漾特色田园乡村带，沿同周路农文旅融合发展区，桃源水乡森林小镇和浦江源太湖蟹生态养殖示范园等的推进，全力打造“中国·江村”乡村振兴示范区，奋力书写一篇富有时代新意的“江村故事”。近日，记者重访费孝通当年调研过的七都、震泽、盛泽、平望、同里等乡镇下辖的村庄，解码吴江在推进乡村振兴方面的新探索。

收入：老话题有新内涵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目标，也是吴江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记者随机走访了11个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收入最少的也在3万元以上。吴江全区人口80多万，流动人口90多万，但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有1万余人。工厂务工收入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记者在震泽镇众安桥村与一户徐姓人家算了笔收入账。这个家庭共有6口人，老徐的母亲83岁，每年有近6000元养老金；58岁的老徐本人在附近打零工做泥瓦匠，年收入10万元左右；老伴原来在纺织厂上班，现在主要在家带孙子，每月领1000元社保；儿子与儿媳都在镇上的一个服装厂上班，小两口每年工资收入共12万元左右，他们有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女儿。这个家庭，年收入约为24万元，住的是楼房，家里有汽车。

吴江区2018年统计公报显示，全区居民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3万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22万元。

吴江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如何？记者通过对8个村庄的入户调研采访，大致得到这样一个印象：有新房，有汽车，不愁吃穿。吴江农村，住房在过去几十年经过了几次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把土坯房改造为上下两层的楼房；随着小城镇发展，不少富裕起来的农民在镇上买了房子。最近10多年，经过集中居住和新农村建设，农民纷纷在原有宅基地或村庄规划的地段重新翻建了住房。如今，吴江农村居民住房大都是3层小楼，每层140平方米左右，许多村民还在镇上有住房。此外，根据统计数据，去年吴江区户籍总户数为26.43万户，私人汽车保有量达34.6万辆，这意味着每户平均拥有1.3辆汽车。

与农户收入相对应的是农村集体收入。记者调研的8个村庄，集体年收入最多的超过千万元，其中有4个村在800万元以上，集体年收入最少的也有320万元。为更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苏州市、吴江区还推出了帮扶薄弱村的举措。当地对薄弱村的“定义”是集体年收入在250万元以下。

当地村干部们依然在为增加村集体收入而努力。这几年，吴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是“退二进三”，减少工业投入而发展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乡村每年要完成“拆除厂房”的任务，以此“倒逼”工业升级，从长远发展来看，这是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就当下而言，会影响当地部分百姓的收入，最明显的是村里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些人受益于“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的生产方式，平时还在周边工厂打零工以实现增收。据村干部估计，村里劳动力有将近三分之一是中老年人。工厂退出村庄进工业园区，就会影响他们的就业，导致他们的收入下降。同时，不少村庄目前的集体收入中，厂房租金占了大头。厂房拆除后，如何保障村集体收入不减，这也是一个需要统筹考虑的现实问题。

融合：产业发展求新解

文旅结合促进乡村振兴，是吴江不少农村在发展产业时探索的一条新路。

七都镇开弦弓村因为80多年前费孝通的调研作品《江村经济》而出名，“江村”成了广为人知的品牌。纺织业是这一带的传统产业，开弦弓村的8个民营企业都是与纺织相关的企业，村里还有50多个家庭作坊从事针织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村党支部书记沈斌认为，如今面临着产业发展的“阵痛”，“痛”在二产提升不容易，一产和三产融合发展有困难。

开弦弓村发展旅游某种程度上有“先天优势”。村里有费孝通纪念馆，几年前建设了文化弄堂，美化了街道。开弦弓村还把文旅融合作为重要抓手，2017年起，下大力气打造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文化礼堂。今年，村里还请大学教授专门研发游学课程，有针对性地开发适合学生学习的旅游项目。

但是，开弦弓村的民宿建设今年才起步，同时村里6家农家乐饭店的服务、标识都不统一，还难以产生品牌效应。此外，作为一个充满文化底蕴和气息的村庄，至今还没有开发出文创产品。让大量的游客“带什么走”依然是个大问题。

众安桥是震泽镇的一个村庄，原来有16家企业，去年关停了7家，今年准备关停其他的9家。这个村庄下定决心要走文旅融合的发展路子，引进了浙江大学的合作团队，注册了商标，培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品牌。村党总支书记吴继华是一位毕业于江苏大学的“80后”，他对村庄的未来充满信心，“村里生态优势明显，自然环境好，交通发达，有发展文化旅游的条件”。

吴江区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农业在当地生产总值中占比2.2%，84万人口中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不足万人。走产业融合的道路，实现一产和三产融合，是当地的现实选择。眼下，“保持农业持续性吸引力”与“旅游发展与乡村承载力的矛盾”是现实困难。举例来说，每年春天油菜花盛开的时节，这里会吸引大量游客，村里就会出现停车难、通行难等状况。但油菜花期一过，村里的旅游业就会面临几个月的“空档”。如何让一产能够“接续地”营造出美丽风景，如何有效提高旅游接待能力等，是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具体问题。

乡村振兴不是单个乡村的发展，而是区域性的发展。而村落边界本身是规模和品牌的界限，难以适应产业融合的需要。为此，吴江区提出打造“中国江村”乡村振兴示范区。当地按照区域内的产业特色和文化基础，以文化为纽带，以特色产业为重点，规划将环长漾片区打造成江南水乡生态文化特色带的先行示范区；以国家级品牌为引领，充分发挥国家级农业示范区核心区（北联）、同里国家湿地公园及同里古镇等优质资源优势，着力推进农业和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以特色田园乡村为样板，打造美丽乡村建设的升级版，统筹推进12个特色田园乡村示范点建设。

治理：社会建设新课题

记者在开弦弓村遇到了吴江区蓝天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志愿者们正在帮助农民对庭院进行改造，形成庭院风景——这被志愿者们称为“美丽庭院”活动。

把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修葺成好看的风景，这项活动得到了农民欢迎。沈斌说，也许通过这个活动能解决他心头的一个困惑：如何办农民想办的事情，动员农民主动参与乡村建设。

如何更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当地村干部普遍面临的难题。记者调研8个村庄发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吴江农村这几年投入最大的项目。但当基础设施建设触及农户个体利益时，协调起来非常困难。同里镇一位从1992年就担任村干部的老支书感慨，现在最难处理的是乡亲之间的纠纷，这些情况对村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吴江在乡村社会建设中推出许多新举措，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就是近年来的一个重要途径。许多乡村都建设了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激发农民投身乡村公共事务服务的热情。开弦弓村还以传统乡贤文化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目前成立了村级乡贤议事会，聘请19名乡贤参与村务管理，在产业发展、资源共享、社情民意、参事议事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需要更多符合地域特色的探索实践。吴江乡村社会有其自身特点。村里住的大部分人不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很少。他们大都是在集镇或者园区工厂上班的产业工人。同时，每个村都有不少外来人口。记者调研的8个村庄中，外来人口最少的有400多人，最多的达3000余人，超过了本村居民。外来人口占比高，给乡村带来了“房东经济”，也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新难题。在七都镇隐读村有座设施完备的小学是外来工子弟学校。该校负责人介绍，全校900多名学生都是河南、贵州、安徽等地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这些学生小学毕业后一半留在本地读书，还有一半回原籍上学。吴江区还有不少这样的学校。

“乡脚”：旧瓶新酒意味长

吴江农村集体收入中，村里“宴会厅”的出租收入是重要来源。记者在采访中看到，有的村竟有3个宴会厅。宴会厅收入最多的村子一年达到300多万元。

记者参观了不同村庄、不同规模的4个农村宴会厅发现，给村集体带来丰厚收入的宴会厅，其实就是一个面积较大的饭堂。这样一个大食堂，前后都有舞台，可以方便隔开，形成不同区域。宴会厅还设有厨房，租用者可以自带厨师、食材。小的宴会厅可以放上百张餐桌，大的则能容纳300多张餐桌。

记者了解到，来“设宴”都是本村和附近农民，吴江农村的婚宴大都在这样的宴会厅举办。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农村住房发生了很大变化，婚宴没法在一家一户的院落里完成。而宴会厅每桌可以坐8人至10人，每桌“伙食标准”才280元左右，而且满足了农民喜欢聚集热闹的社交需求。这种设宴形式受到农民广泛欢迎，每到周末宴会厅都是客满。

尽管如此，宴会厅并不是每个村庄的“标配”，往往是一个宴会厅可以服务不同区域的农民。记者在采访中依据农民和村干部的介绍了解到，宴会厅的“服务半径”一般能服务周边10多公里的区域，最远可以辐射到25公里左右的区域。

一定半径距离的农民围绕一个“宴会厅”办喜事，让我想起了费孝通在调研中提到的一个概念：“乡脚”。费孝通先生在《小城镇 大问题》中是这样表述的：乡脚并不是以镇为中心的一个清晰的圆周，每一种商品都有各自的乡脚，所以一个小城镇的乡脚由许多半径不等的同心圆组成。费孝通当年是以商品销售半径来认识“乡脚”的，而且以此做出了城镇层次划分。今天，农村宴会厅也以服务半径来划出自己的“乡脚”。这已经不是商品销售服务的范围，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农村公共服务的“半径”。

在吴江，城乡的界限正逐渐模糊。村里人告诉记者，现在到镇上、到吴江城甚至到苏州和南京，当地人都不说是“进城”。现在村民们说的“进城”至少是到上海。在同里镇北联村，一个小卖铺的经营者告诉记者，现在小卖铺每月的收入很少，“村里人更愿意从城镇超市买东西”。

可以说，商品的“乡脚”正在变得模糊，而公共服务的“乡脚”则凸显出来。宴会厅之所以在农村有那么大的市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满足了农民聚会的社交需求，适应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这对提高农村公共服务具有启示意义。乡村振兴要想达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目标，就必须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记者深感，基层不能简单按照行政区划来布局公共服务，应该以“乡脚”为参照，认真研究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辐射半径，让农村公共服务更加贴近农民情感需求和生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