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又是怎样的一个早晨！当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又坚定地站起来，把干粮和粮食送给那些正准备踏上于都河的红军时，是怎样一种军民之情？如果没有这样一份军民情谊，红军如何能够走过于都河，并且走得更远？

在江西的地图上，于都河并不显眼。流过于都县之后，人们就叫它贡江。

在历史的记忆中，于都河写满了依依别绪。85年前的那个秋天，红军从这里开始了后来被称为长征的那次漫漫征途。

今夏于都多雨。踏访于都的那个早晨，天刚刚亮我就信步来到于都河畔。河水滚滚向前，轻轻拍打着河岸，发出有节奏的“哗哗”声，一声和一声间隔不远。

“长征渡口”四个大字刻写在一块竖立的石头上，红色而苍凉。

这是杨成武将军的手迹，落款显示题写于1983年。1934年秋天，他作为红军中的一员，也是从这里踏上浮桥，告别于都的。

于都河在那个秋天给红军将士留下了深深的离愁别绪。踏着浮桥，走过于都河，即将告别苏区。他们回望这片土地，看到的最后一抹风景就是这条静静流淌的于都河。

“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征程。”

这是聂荣臻元帅在上世纪80年代写作的回忆录中留下的文字。那时，他告别于都河已经快半个世纪了，但夕阳下的于都河在他的心中还是那样清晰。

杨成武将军的《忆长征》也是从这条于都河起笔的。他说：“部队要撤离苏区了，一夜没睡好。”“清晨，早操活动的时候，我爬上了高高的山坡，只见群峰连绵，……那蜿蜒千里的于都河，发出‘哗哗’的水声；河两岸，满山遍野的矮草和庄稼沙沙作响，仿佛都在低声叮咛，向我们道别。”

这份依依惜别，留在了将士们的回忆中，也留在百姓的记忆里。这些故事已经被写进一本一本的书里，但你如果有时间在乡间走走，依然可以听到百姓传颂的“新故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们，他参加工作32年来走访了上百位红军和红军家属，收集了很多故事，但依然“遗漏很多”。纪念馆建成后，有一位老太太经常到院子里来散步乘凉。闲聊的时候，他得知，红军长征出发时，老太太已经10岁。就这么一问，竟然问出一段散落的故事：老人的父亲早年参加红军，在兴国的战斗中牺牲了，家里人并不知道。长征出发时，听说红军要从于都走，她妈妈早几天就赶着做了干粮和草鞋，准备送给她父亲。那几天，母亲带着只有10岁的她沿河寻找，也没有找到父亲。后来见到同去参加红军的人，才知道父亲牺牲了。她们母女哭了一个晚上，母亲第二天依然带着女儿到于都河边来，把准备送给亲人的干粮和草鞋都送给了红军。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又是怎样的一个早晨！当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又坚定地站起来，把干粮和粮食送给那些正准备踏上于都河的红军时，是怎样一种军民之情？如果没有这样一份军民情谊，红军如何能够走过于都河，并且走得更远？

我站在写着“长征渡口”的石碑前，正有一艘小船缓缓靠岸。一对夫妻忙碌着把刚刚打来的鱼从船上搬运下来。他们在渡口边的地上摆起几个盆子，船舱里的鱼很快就在这几个盆子里跳跃起来。正在附近健身的人们走过来打问价格，挑选活鱼。宁静的渡口顿时热闹起来。

打量着他们不高的身材，听着那些我不熟悉的方言，我不由得想，他们的先辈就算没有参加过红军，至少也是帮助过红军的。我看到过这样一组数字：1933年于都人口34万人；1936年是17万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也才22万人。家家有红军，在当年的于都绝不是一句夸张的话。

遥望于都河对岸，我不由得想起了血战湘江，想起了大渡桥寒，想起了崇山峻岭中的娄山关……也许，那里都有这些于都人的先辈瘦弱而顽强的身影。

当我们今天谈论长征时，也许，还有一个背景不能忽视：苏区当年的许多红军都是客家人。客家人是一个在历史上经历了迁徙之苦而格外留恋家乡的群体。他们的祖先已经在这片红土地上落脚安家上千年。但是，党一声令下，这些当了红军的客家子弟背起行囊就出发了。尽管他们频频回首遥望于都河，但他们还是坚定地朝着远离家乡的方向行进了！

渡口不远处就是桥。渡口大桥、长征大桥、红军大桥……一座座飞虹一般的桥梁替代了85年前的那些浮桥。于都小城已经“漫”过于都河，在对面也铺展出林立的高楼和整洁的社区。赶早的人们开始涌上桥头，自行车、汽车嘈杂起来。又一个普通的日子开始了。

涨水的于都河滚滚向前，我耳边依然回响着河水拍岸的声音，“哗——哗——”，一下一下，间隔不远却非常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