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苏区有责任，禾口淮土比参军；禾口扩红一千个，淮土一千多两人。”传唱至今的扩红歌谣《禾口淮土比扩红》，展现的是宁化儿女争先恐后加入红军队伍的革命情怀。

6月12日，驱车30公里，记者来到了歌谣中的宁化县淮土镇。1934年10月份，红3军团第4师等中央主力红军在凤凰山（今称“凤山村”）集结，从这里踏上了万里长征征途。

凤山村村委会主任王兴华带着记者来到一条古街，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集中出发地，当年红军战士就宿营在这条街两旁的民宅内，那时候几乎家家都住着红军，我们叫它‘红军街’。”举目望去，高高的门楼上镌刻着“红军万岁”4个大字，诉说着当年百姓与红军的鱼水情。走进这条幽静的小街，仿佛踏进了那个火热的战争年代。

提起红军，90岁高龄的李阿婆眼睛就湿润了。她拉着记者的手激动地说：“我的父亲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见到当兵的我就害怕。但是毛主席来了，我们就都不怕了。以前日子苦，只能喝米汤，红军来了以后就有饭吃了，大家特别高兴。”

如今的凤山，处处留存着当年红军驻营扎寨的见证。

红军街的尽头有一棵树龄逾百年的香樟。王兴华告诉记者，朱德曾在树下宣讲红军的各项纪律和政策，鼓舞了一大批宁化儿女投身革命。不远处，红四军看病所的外墙上，“贫农看病不要钱”的标语依稀可辨。

在红4师师部遗址“松竹居”附近，有一口老井。凤山村党支部书记王兴楷感慨地说：“当年这是村里唯一的饮用水井，井面坑洼不平，百姓打水很不安全。红军进驻后，把井挖深，井面铺平，军民共饮一井水。”时至今日，清冽甘甜的井水依然滋润着每一个村民的心田，百姓们亲切地叫它“红军井”。

“因为红军替百姓着想，百姓都说红军好，宁化的扩红支前运动才搞得有声有色。”宁化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办公室主任刘建军说。

在红军街，来自淮土镇桥头村的黄永昌向记者解释了父亲黄承衍加入红军的初衷：“1930年，红军到了宁化，我们家分了22石谷田，我父亲认定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希望，于是加入了游击队。后来父亲被编入红9军团通讯营，为即将赶往于都过河的队伍送信。当时，由于部队马上就要开拔（实际为开始长征），父亲送到信后便跟着警卫营一同行进。”正是这次执行任务，才使黄承衍活了下来。在湘江战役中，为掩护主力红军和先头部队顺利渡江，黄承衍所在的红9军团担负断后任务，同国民党军进行了殊死搏斗。

据记载，红军时期，总人口仅13万人的宁化县，有超过1.37万人参加红军，跟随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宁化籍红军战士有6600人，他们中绝大部分被编入红3军团第4师和红5军团第34师，担任长征中最艰巨的前卫和后卫任务。闽西将士血洒湘江，换取了主力队伍的成功西进，最终克服艰难险阻到达陕北的，只有58人。而到全国解放，健在的宁化籍红军将士只剩下28人。

黄承衍就是28位幸存者之一。晚年时，他曾回忆道：“长征是对人意志、毅力和体力的极限考验，有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经历，以后的战争时期都不觉得艰苦。”回顾黄承衍九死一生的戎马生涯，就不难理解这句话了。他曾在遵义会议期间担任保卫工作，子弹打光的情况下，一个人对付5个敌人；部队全部过完雪山之后，总部通信连总结，他所带的通信班竟然3次翻越夹金山；在渺无人烟的川西北草地，干粮吃完了，树皮草根吃完了，他靠着沿途捡拾马粪中没有完全消化的黑豆活了下来，硬是跟上了部队。

“我从小听父亲讲长征故事长大，后来自己也当了兵。作为红军后代，我一直想去父亲战斗过的地方看一看。”2017年8月份，黄永昌沿着父亲当年的路线，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旅程。“我从宁化出发，在于都渡河，经过湘江战役遗址、遵义会议旧址、四渡赤水，翻越夹金山、腊子口，过草地，到懋功，最后到达陕北。”在广西兴安，黄永昌特意前往湘江战役纪念馆，用从家乡带来的米酒祭拜了牺牲的英灵。

谈及重走长征路的感受，黄永昌说：“一路走来，看到沿途村庄都建设得很漂亮，道路平整宽阔，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感慨这一切都是因为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在黄承衍的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群众都说红军好，但究竟怎样好呢，我不清楚。后来听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一切为穷人谋利益，打倒压迫者，从此我对共产党和红军就有了些新认识”。

为百姓谋利益，为群众做实事——这是黄承衍的初心，也是千万个宁化儿女踏上长征路的初心。回顾那段军民情深的感人历史，缅怀那些壮烈牺牲的无名英雄，就是为了不忘来时路，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