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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农村金融市场的良好运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近日，记者就广东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以及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等问题进行了调研。
现状：金融市场欠发达
——资金供给不足 信贷需求不旺
“我想在村里建个酿酒厂，酿造果酒和米酒，村民们喜欢家乡风味，销售有一定的市场。我还想把村里闲置的房子装修一下，搞成民宿。但做这些事都需要钱，在农村筹钱太难。”张伟雄说这话时很无奈，“我没有什么物品能满足银行的抵押条件，听说宅基地、承包地流转权可以抵押，希望我们这里也能早点推进。”
张伟雄是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黎埠镇六古村村民理事会的理事长，也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前几年在珠三角打工，有了一些积蓄，是镇上“能人创业，回乡发展”的一个代表，但仅靠自己的积蓄远远不够。
“那有没有可能向民间金融机构借款呢？”记者问道。“我们这里多年来，已基本没有民间金融组织了，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没有什么生意，农民觉得利息高、不敢贷。一般的小额资金需求，就向亲戚朋友借钱。”张伟雄解释说。
57岁的张锦文是六古村增脚自然村的贫困户。目前，他家已经享受到了精准扶贫的各项政策，每年有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分红、小水电扶贫项目分红等收入，已接近脱贫。“但是，这类贫困户要巩固脱贫成果，增加‘造血’能力，还要想别的办法。”该村党支部驻村第一书记尹卫政说。
“我现在也想扩大养鸡规模，但资金不足，向银行借钱，担心发展不起来还不上，并且还要支付利息。”张锦文告诉记者，他现在买鸡苗、饲料，都还是先赊着经销点的钱。
“芋头是我们村的优势产品，这里是沙土地，加上山涧的水资源充足，山区昼夜温差大，使得长出的芋头格外的香甜。这两年价格也不错，去年我在网上卖了1000多斤芋头，每斤3.6元，比种水稻挣钱多了。”黎埠镇扶村塘冲自然村农民陈贵祥说。
“之前我也想去银行借钱扩大生产，但不知道该怎么借。听乡亲说贷款要担保、抵押之类的手续，比较麻烦，村里很少有人能从银行借到款。”陈贵祥告诉记者。
今年1月10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布的《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广东千村调查”）报告显示，广东农村正规金融发生率很低。该报告调查的2977户农户样本中，在2017年仅有91户尝试向正规金融机构提出贷款申请，仅占有效样本的3.06%；最近5年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只有83户，占有效样本的2.79%。
“广东千村调查”农村金融专题负责人、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马祥博士说，抵押物是一种有效的借贷履约保障，但是在农村地区，农民往往缺乏合适的抵押物，加上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与法治观念滞后，导致农村金融市场运转不顺畅，供给和需求无法达到均衡。
而“广东千村调查”报告还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农户未尝试从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除了觉得贷款手续麻烦等原因，很大一部分农户没有表现出对大额借款的需求。“事实上，农村经济活动不活跃、市场不发达，也是农村金融‘欠发达’的另一种原因。”马祥称。
“这里老百姓一般需要借的钱也不多，除了家里建房或娶媳妇，或者家里有人生病、孩子上学等，没有很多人需要贷款。”张伟雄告诉记者，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培育需求，都是双向互动促进的，现在农村金融市场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在记者与清远邮储银行、农商行等部门负责同志的座谈中，他们都表达了相同观点。“由于缺乏合格的贷款主体，我们就是有钱也贷不出去。”邮储银行清远分行副行长刘帅称，同时，因为获取客户信息的成本太高，也没有有效地收集到农户的需求信息。
原因：乡村发展欠活力
——银行放贷少动力 产业发展乏支撑
“水往低处流，钱往高处走。”人民银行清远市中心支行行长陈元富告诉记者，不得不承认，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与城市的发展没有同步，这种失衡，造成天性趋利的资金大量涌向城市。
“与城市发展相比，农村发展活力不足，对利润的追求使得银行必然将资金从农村通过其上级银行到城市放贷；而涉农金融机构作为政策性涉农信贷资金的主要供给者，前些年在农村吸纳的资金也大部分流出农村经济循环体系。”马祥分析说。
根据本报记者近年参与完成的《广东县域金融生态报告》显示：多年来，商业银行在农村只想着吸收存款，而不是放贷，导致县域资金外溢现象比较严重。
调研发现，以县域为主的农村金融市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工行、建行等几大银行都有支行，且有贷款审批权限。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城市化加速发展背景下，城市对金融的需求激增，对农村（县域）金融资源产生虹吸效应。就连留守坚持的农行，在县域支行的贷款审批权限也被上收。
资料显示，2000年前后的国有金融机构改革过程中，金融机构的网点在收缩。广东各县（市），除农行外，工行、建行和中行等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从县域撤离了网点或上收了贷款审批权限，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开始大量缺位。以阳山县为例，据统计，2018年底该县金融机构网点共有40个，其中：农发行1个、中行1个、农行5个、工行2个、建行2个、邮政储蓄银行8个、农商行21个，比上世纪90年代金融机构最多的时候减少67个。
当然，并不是所有资金都被抽走，以农行、农村信用社等为主力军的农村金融机构仍开展着大量的信贷工作。但是，因为农村信贷风险大，导致这些农村金融机构也会有一定的畏贷情绪，放贷动力不足。
另一方面，广大农村上一轮乡镇企业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关停或转型；而城市工业的勃然兴起，城市化发展加速，以青年劳力为主的农民工大军形成，造成广东农村的空心化、空壳化。随着生产经营的单一化，农村没有了金融发展的产业户比支撑，需求也随之减少，仅存一些零星的需求。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前几年农村经济存在空心化的趋势，农村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减少，农村基层客户加速流失。与此同时，农村的经济效益也增长不高，这些都导致了农村有效信贷需求不足。
清远市阳山县黎埠镇位于粤西北山区，位置偏远、经济落后，可以说是广东省典型的农村乡镇。在这里，人口呈净流出状态，当地农民以到珠三角城市打工为主。
谈到乡村振兴中金融服务市场不够发达等制约因素时，黎埠镇扶村第一书记李志平说，“我们这里的青壮年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了，家里就是大家常说的‘993861部队’。现在说是要发展一二三产业，像现在村里这种境况，一半的人都在外务工，又有谁来发展产业？从这个方面讲，农村农户贷款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同时，广大农村，尤其是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村，商品经济有待提高。“广东千村调查”报告显示，从农户借贷资金的用途可以看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与工业生产发展的不足。农户从其他个人那里获得的借款主要用于盖房、娶媳妇，或医疗、上学等应急目的；仅有不到一成的借款用于投资和扩大生产，包括农业生产、做小生意、投资办企业等。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办公室副主任官铭超认为，农业生产的收益水平相对较低，涉农产业抗风险能力弱，信贷风险较大。同时，农村小微企业及农户产业规模较小、抵御风险的技术手段不足，且受资信状况、抵押物缺失等因素制约，其贷款风险溢价较高，导致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成本较大。另外，农业贷款风险补偿、风险分担机制尚不完善，从而导致金融机构信贷投放比较谨慎。
相关法律不健全，再加上农村市场对客户的管理、调查成本等居高不下，一个小客户的调查往往就需要两名信贷人员跑很远的路、花一天时间……客户分散且少量，获客成本无法与城市大客户比。阳山农商行、邮储银行的负责人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制约农村信贷投放的重要原因。
农村经济的“欠发达”、高风险、低回报，导致金融机构萎缩与资金流失，其流失又加剧了农村经济的欠发达。
出路：优化金融生态
——唤醒“沉睡资本” 解决“畏贷情绪”
初夏的山塘尚未蓄满水，陈年的莲藕枯叶还没发出新芽，但紧邻着的一片农家乐餐厅里，生意已十分火爆。
“这是我们村社建设的乡村旅游项目，整合了全社80多户农户的责任田进行连片利用，一到节假日生意就特别好。”阳山县阳城镇五爱村白石脚自然村村民组长黄世情说。
黄世情告诉记者，村子里的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劳动力不多，不少田地都荒芜了。现在，全村的农户都加入了合作社，通过招商引资找到了华侨城的一个项目，在这边搞旅游开发，村里先期建设了东方红旅游集聚地，作为旅游配套，可以吃饭休息。而就在不远处，正在建设一个手袋加工厂。
“这个项目是我们行乡村振兴贷款支持的，由于村上没有资产抵押，我们运用人民银行扶贫再贷款货币政策工具，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推出了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产品——‘流转易’，为当地农业企业和农户创业增收增加了一条确切可行的融资渠道。”阳山农商行行长许友华说。
阳山县大崀镇松林村的伍红花几年前从外地打工回家，开起了网店，准备专卖糖心番薯干、冰桶鸡等特色农产品。一开始，她购买番薯原材料就用尽了积蓄，再没有加工番薯的钱了。此时，在村里挂职的团干部向她推荐了“青春贷”青年创业贷款产品，伍红花顺利拿到了8万元贷款，购买了相关烘干设备，又直接从农户家里收购原料，目前店里的月利润达到8000元，也带动了不少贫困户一起致富。
记者了解到，伍红花获得的贷款是由阳山农商行和阳山县团委共同推出的“青春贷”，不需要抵押和担保，由阳山县青年创业小额担保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为贷款“兜底”。有了这笔风险基金，银行的信贷资金放大10倍，可授信400万元，专门向从事电商等行业的农村青年提供信贷支持，解决农村电商创业扶贫融资难题。
而与伍红花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创业大学生张皓昇。
“是农行‘红茶贷’给了我新希望，我才能有这片茶园。”看着眼前大片充满生机的茶园，广东省清远英德市的创业大学生张皓昇高兴地跟记者说。张皓昇说，农行英德支行的“红茶贷”刚推出不久，他就用承包的272亩茶树作抵押，申请到200万元贷款，一下就解决了资金难题。
农业银行清远分行副行长孔令贵说，“‘红茶贷’是农行结合当地农业发展特点推出的新型信贷产品，以英德市政府的风险补偿基金作担保，向符合条件的茶农、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业龙头企业等发放贷款，有效解决了他们的贷款难题”。截至2019年4月末，该行累计提供信贷资金约1亿元支持英德红茶产业。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近年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通过持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强化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充分发挥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督导作用，积极推动政银保贷款模式，引导广东辖内金融机构聚焦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全力做好农村金融服务。截至2018年12月末，广东省涉农贷款余额1.22万亿元，同比增长12.1%。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涉农金融机构将“两权”、林权、应收账款等纳入抵质押物范围，开发出“流转易”“金土地”“绿色养殖贷”“乡旅贷”“民宿贷”等特色信贷产品体系，积极开展青年（妇女）创业贷款、红色党员创业贷款、扶贫小额信贷业务，不断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差异化融资需求。其中，广东农商行（农信社）系统开发的“支农支小”特色贷款产品共有834个，自产品推出以来累计投放贷款超3000亿元，惠及“三农”和小微客户超45万户。
调研中，多数银行与农村工作者都认为，需要扎实推进“两权”抵押贷款增量扩面，激发农村生产要素活力，唤醒农民“沉睡资本”。数据显示，广东开展“两权”抵押贷款试点以来至2018年末，广东9个试点地区累计发放“两权”抵押贷款3129笔、金额56.1亿元；“两权”抵押贷款余额40.1亿元，同比增长306.7%。
“通过金融机构的有益探索，信贷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乡村振兴正迎来金融活水的灌溉。但对制约农村金融发展的诚信问题也需重视，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陈元富在接受采访时说。信息不对称、信用建设滞后，导致金融机构对于乡村庞大的农户信贷需求信息难以掌握。并且，农户现代金融知识匮乏，对良好信用记录的意识不强，需要对农户加大普及金融知识的力度，营造创业气氛。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征信管理处副调研员季刚表示，广东省通过对农户的信用信息采集、信用评分与信用培植相结合的方式，培育信用土壤和信用环境，为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截至2018年末，广东省农户信用信息系统已采集570万户农户信息，实现在全省县域100%覆盖，全省评定信用农户417.5万户，推动建成县级综合信用服务中心94个，创建信用村1.3万个，构建了覆盖全省农村的信用服务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