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食·清明节负载着强大的文化功能。建立寒食·清明文化的知识谱系与祭祀的实践体系，让节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承担其使命，是节日文化传承的重要事务

中国寒食·清明节的祭祀文化，与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比起来，要丰富很多，也复杂很多，当然也就有点纷乱，这就很有文化整合的必要。其知识谱系的建立，全民文化共识的达成，十分重要。

中国的端午节，虽然有纪念伍子胥、曹娥等多种说法，但是纪念屈原成为主流形式，大家是认同的，传播面非常广。端午竞渡，2000多年来，从凤舟到龙舟，其舟船竞渡仪式也是共识。端午节从来就是正能量，几乎没有异议。

但是寒食·清明节就不同，寒食是一个良俗还是陋俗，历史上争议延续良久。清明上坟扫墓与否，分歧也很大。唐朝皇帝提倡，但是臣子反对，如韩愈认为扫墓不合古礼，言论多有批评。直到顾炎武时代，他还在《日知录》里斥责扫墓行为。这种矛盾是礼俗制度的坚持与与时俱进的矛盾，也是不同价值观的矛盾，以及权利诉求带来的矛盾。

寒食·清明节负载着强大的文化功能，我们不能在吵吵嚷嚷中，忽略了清明文化传统的传承。建立寒食·清明文化的知识谱系与祭祀的实践体系，让节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承担其使命，是节日文化传承的重要事务。

家国情怀

寒食·清明节是中华民族成员祭祀权利平等的重要节日。在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的制度体系里，平民祭祀先祖、感恩前辈的权利十分有限。有权有势的人在庙里祭祀祖先，没有庙的庶人，墓祭上坟是无奈的选择。唐人建立这样的制度，给了上坟和墓祭以合法性，这是大唐王朝的胸怀。国家法定节假日清明节的设立，实际上是继承了这一伟大传统。清明节对于社会道德建设、家风建设的意义不可估量。国家层面祭祀先烈，是对为国家民族献出生命的英雄的缅怀和报恩；国家祭祀炎帝黄帝伏羲女娲，是对于人文祖先的缅怀与感恩。清明祭祀的微观与宏观方面都是做得较好的。

地方政府、企业、学校等中观层面是民众赖以生存的机构和土壤，是一个值得感恩的处所：单位提供了个体的生活资源，为生计、发展所系。这些企业、单位和学校等，都有其开创者与牺牲者，是单位和地方的先贤、乡贤。地方与单位的参与构成了清明祭祀的强大腰身，构建了清明文化的完整谱系。以高校为例，近10年来，能够开展高校先贤祭的院校，从最初的华东师范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倡议的8所高校，到现在30多所高校联盟，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西南大学、山西大学等，可谓阵容强大。中观层面的清明祭祀活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建立中国寒食·清明节的“国家—地方与单位—家庭”的祭祀系统十分迫切。

多彩文化

相关传说与神话是节日必须讲述的话题。相对于屈原投江、龙舟拯救、粽子祭祀故事系统广泛流布，介子推护卫晋文公、隐居绵山、火焚致死的故事，知名度在当下要低很多。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传播极其广泛，龙舟、粽子作为两大节日符号与仪典，每年端午节都要辉煌上演，都在讲述屈原故事，这就是行为叙事与景观叙事。然而，寒食·清明的起源故事传播相对来说力度不够。

对于清明节来说，节日的主角不是介子推，而是国家层面的黄帝、炎帝、孔夫子，家庭层面的列祖列宗，以及社区层面的乡贤先贤。对于山西之外的地区，寒食·清明节的故事主角叙事分散，介子推故事怎么能够广泛传播开去呢？清明节缺乏整体性神话传说的有效推广，缺少整体性节日食品系统的认同，缺少对多民族共同参与的节日起源英雄对象祭祀仪式的弘扬，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国清明祭祀应该是一个系统，不是零散的小型活动。在寒食·清明的叙事谱系里，首先是节日发生之灵魂人物应该得到祭祀。清明祭祀神灵的第一位应该是介子推，他是寒食·清明之神，忠孝之魂；其次是炎帝黄帝孔夫子等，他们是民族精神的化身；然后是各地乡贤先贤，他们是忠孝文化的地方楷模；最后是各家各户的列祖列宗，是各家各户最需要感恩的对象。这是4个层次的祭祀对象，前二者是中华民族需要共同祭祀的，第三层次可以各地不同，第四层面各家不同。这样便形成了统一的、多彩的寒食·清明文化。

确立谱系

寒食·清明代表人物介子推的忠孝节义及其广泛文化价值是不可替代的。介庙、介林、绵山等文化圣地两千年传承，是重要的文化景观。介子推信仰应该学习妈祖信仰的模式，建立祖庙与分灵制度。天下妈祖，祖在湄洲——这个制度在世界上几千座妈祖庙之间是得到广泛认同的。

我认为，应该以绵山圣地为中心，以介庙、介林、介墓等景观为核心载体，建立介子推祖庙与分灵系统，改变介子推祭祀各自为政的局面。同时，发布核心的传说故事系列，以及神像、仪典规范，让清明祭祀成为一个统一的多彩的文化谱系，让民俗的语言叙事、仪典叙事和景观叙事统一起来。从南北朝到唐代，许多帝王亲临介庙，或者派员来到介庙，祭祀介神。本来全国各地都有介庙，但是目前介子推的文化空间主要在山西地区，有必要让介子推再次走出三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寒食清明的知识谱系有待系统梳理。弘扬寒食·清明文化，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中心主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