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日前举行的金杜“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与促进中心成立仪式暨“一带一路”机遇与行动论坛上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要行稳致远，需要在所在地依法、守法并且以法律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国外发展和壮大我国法律专业队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十分突出。

“法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相关国家法律体系构成不一，法治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法律环境复杂多变，缺乏统一争端解决机制。”在当天的论坛上，多位司法界和经济界人士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高水平涉外法律服务，应当为创新“一带一路”法律服务方式提供更多有益尝试。

拓展涉外法律服务广度深度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无论是了解‘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法律环境，还是应对‘一带一路’法治建设的法律风险，乃至‘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的解决，都离不开高水平的涉外法律服务。”司法部律师工作局局长周院生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涉外法律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必将进一步拓展，法律服务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据了解，目前中国律师事务所在越南、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等“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设立了8家分支机构，新加坡等“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律师事务所在中国也设立了9家代表处。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涉外法律服务的短板也逐渐显现出来。

“有一个普遍现象，中国的资金大量投向海外，但律师去得很少。”中国法学会学术交流中心主任、亚太法协执委兼“一带一路”常设委员会联合主席尹宝虎认为，现在迫切需要中国的律师跟着资金“走出去”提供法律服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需要律师有文化和政治敏锐性，在海外投资中律师的作用比在国内要大得多。

周院生指出，律师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职责作用，有更大的作为。一是在精准高效服务上有所作为，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精准高效法律服务是律师的重要职责。二是在促进交流合作上有所作为。三是在加强人才培养方面有很大成长空间。

构建“一带一路”法治建设体系

“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中，不少国家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投资风险比较高，一般国内大型国际律所在这些地方也很少有分支机构，这就更需要有经验的中国律师。”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建雯认为，如同改革开放之初，外国企业带着自己的律师来到中国开拓市场、投资经营，现如今中国律师也应该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室主任刘敬东看来，法治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一带一路”法治化建设应当是国际法层面和国际化体系的构建。

刘敬东认为，从国际法层面构建看，中国要结合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最新成果，以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投资的特点，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尽快构建贸易投资条约体系。贸易投资条约体系是真正保证“一带一路”顺利前行的重要保障。

从国际化体系构建看，2015年7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公布实施，特别是在管辖权问题上，在涉及国际条约的解释方面，在支持仲裁的具体司法举措方面等都作出了很有前瞻性的规定。

企业对法律服务需求巨大

“企业‘走出去’时，一些在国内不会成为风险点的内容，反而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秦玉秀认为，法律环境尤其是对所在东道国法律体系的了解，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企业走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对法律服务需求巨大。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国内，中国企业如果在签署完合同之后，合同履约过程中的文件一般不会再需要授权，因为中国民法体系里有表见代理的规定。”秦玉秀表示，这种做法在有些国家就不适用。合同履约过程中，每一份签署文件的授权委托书是特别重要的法律文件，可能由于缺少这份文件导致整个项目出现颠覆性的问题。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法律合规部总经理于淑妍认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隶属不同的法系，各国的法律差异较大，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完全陌生的法律环境，需要重视法律环境的变化，做好法律风险调查、评估和防范。此外，“一带一路”项目往往涉及多个法律，交易结构也比较复杂，涉及的疑难法律问题很多，这对律师的法律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聘请优秀的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对项目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