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安全检查、环境保护、数据分析等领域，“痕迹管理”逐渐得以应用，并显现出重要作用。保留下来的图片、文字、音频等资料，既能还原工作落实的具体情况，还可以检验决策程序的正当性、工作过程的完整性和实施结果的有效性。出现问题时，痕迹还能作为调查取证的重要参考。不过，任何事情都有其限度和边界，否则就会偏离方向、走向极端，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痕迹管理”就会变成形式化的“痕迹主义”。

当前，“痕迹主义”在一些地方已经显现并有蔓延之势。比如，在扶贫工作中，有些地方要求扶贫干部每到贫困户家中都要与当事户主合影，并发送到扶贫工作微信群或QQ群，一些村民对此特别反感；有的要求扶贫干部每天都要登录扶贫APP或相关网站，做到事事要登记、件件要台账，导致一些基层干部排队等电脑；有的地方还举办“脱贫攻坚资料大比武”现场比赛，通过一排排、一摞摞的材料来比拼扶贫成绩。显然，这些“填表式”帮扶、“留影式”入户都是痕迹管理异化后的“痕迹主义”，其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本末倒置。试想，检验扶贫攻坚工作成效，不是看贫困户是否增收、是否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而是武断地看扶贫工作是否留痕、留了多少痕，既偏离了其本来方向，也苦了基层干部、贻误了贫困户。

其实，像这种“痕迹主义”的做法在社区治理、教育问题整治等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层层加码的考核压力让基层干部不得不被动应付。有的地方甚至单纯以痕迹论“英雄”、靠台账评优劣，客观上变相鼓励留痕。对问责的误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痕迹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有些人为了避免在上级检查时被问责，便选择在“留痕”上大作文章。但归根结底，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唯上不唯实的政绩观、权力观和作风，导致“痕迹主义”产生和蔓延。

因此，根治“痕迹主义”，还痕迹管理本来面目，需要从多方面着手，但关键在于通过优化考核机制、改进考核方法来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比如，可以探索实施综合考核和鼓励激励机制，从优化检查方式、开发运用大数据技术等方面入手，全面客观地衡量基层干部政绩和效能，用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挥棒”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引导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用在为民办实事上，而不是停留在留痕、造痕上。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