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从上海起步，不断发展，目前已在全国设立12个自贸试验区。5年来，自贸试验区在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服务国家战略等领域先行先试、大胆创新，一大批制度创新成果推广至全国，发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作用。从今日起，本报推出“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聚焦自贸区建设5周年”专栏，聚焦自贸试验区建设成效，挖掘自贸试验区建设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外商投资在我国采用的主要是逐案审批制度，不论是鼓励类还是限制类的外资企业，要进入国内投资经营都需要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审批。这些审批不仅需要提交大量材料，也需要消耗较长时间逐项审查。这成为外商投资国内市场反映较多的问题。

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后，开始推动实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改革。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此前表示，当年在上海自贸试验区里引进了首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这个制度引进后，绝大部分的外资企业是通过备案设立，不需要审批。企业在网络上提交备案的一些材料，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备案了”。

2015年成立的广东、福建、天津自贸试验区也先后实施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2016年9月，我国在总结几个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的改革经验基础上，形成了比较成熟、可以在全国推广的经验做法。负面清单的概念也逐渐从对外投资协定谈判引入到国内经济治理。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中，对国企、民企、外资等各类市场主体，是同等待遇，清单之外的都可以依法平等进入。改革后，行政审批减少，企业负担减轻，市场活力释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效发挥。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负面清单不是简单的“由正转负”，并非把原来的鼓励类、允许类去掉，把禁止类和限制类合并起来，而是要对各行业各门类进行重新分析评估，尽量缩短清单条目，放宽市场准入门槛。

2016年9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的决定。这为我国对外商投资全面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奠定了法律基础，是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根据决定，《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等4部法律中分别增加一条规定：对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将相关审批事项改为备案管理；国家规定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这次修法表明，我国在自贸试验区试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取得很好的成效，该模式得到了市场的检验，被市场主体所认可。

此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开始在全国推广实施。商务部门将逐案审批改为“备案为主，审批为辅”，备案的时间与审批制相比，由20个工作日减少到3个工作日内，备案的企业数占到外资企业总数的97%以上。

随着负面清单机制的建立，负面清单的长度和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其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长度已从190条缩短到如今的45条，这也折射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的决心。

2018年新公布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更呈现出对外开放领域更宽、透明度和规范度提升、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等特点。全国版的负面清单在金融、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多个领域推出了开放举措，限制措施缩减了近四分之一，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进一步在文化、资源、种业、电信等领域进行压力测试。同时，负面清单还列明了股权要求、高管要求等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专门针对外商投资准入进行限制，一律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进行管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桑百川表示，得益于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长度等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务实举措，世界各国企业看到了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也提升了投资中国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