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普惠金融发展稳步推进并取得了多方成效。但需要注意的是，传统模式下为小微企业、“三农”、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成本高、风险大的特点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商业可持续性面临挑战，普惠金融服务仍面临内生动力不足的难题

行百里者半九十。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已经进入“攻坚最后一公里”关键时期。

“近年来，普惠金融发展稳步推进并取得了多方成效。但需要注意的是，传统模式下为小微企业、‘三农’、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成本高、风险大的特点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商业可持续性面临挑战，普惠金融服务仍面临内生动力不足的难题。”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潘光伟表示。

普惠金融发展稳步推进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宣布全面升级普惠金融服务，推动小微金融增量、扩面、平价，力争未来3年公司贷款增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投向普惠金融领域，普惠贷款3年翻一番，增幅30%以上。

在普惠金融推进过程中，这只是大型商业银行发挥“头雁”效应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发展。一方面，政策体系更趋完善，今年9月份成立的“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将助力财政资金更有效地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另一方面，参与机构类型日益丰富，不仅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传统金融机构，更涌现出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新型机构。

在各方积极努力下，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正在不断扩大，服务便利性提高。监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营业性网点22.76万个，银行业网点乡镇覆盖率达95.99%，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96.44%。

从信贷投放角度看，截至2018年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32万亿元，同比增长7.3%；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32万亿元，同比增长13.1%。

从机构改革角度看，目前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在总行层面和全部185家一级分行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股份制商业银行则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加快探索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已设有5000余家扎根基层、服务小微的社区支行、小微支行；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继续下沉服务重心，向县域、乡镇及金融服务薄弱地区和群体延伸服务触角。

“最后一公里”难题待解

有了服务机构和信贷资金，相当于架起了路、跑上了车，但打通“最后一公里”仍需多方合力、久久为功，尤其要找到“攻坚”难点，对症下药。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日前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18）》（以下简称《报告》）指出，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不仅是一个距离概念，更是一个金融服务的触达问题，即在现有的金融体系条件下，最边缘客户获得金融服务的难度远远超过其他客户。

《报告》认为，从空间上看，直接表现为金融基础设施的布局难题。以青海省为例，在其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平方公里不足8人，尤其是牧区民众居住分散，农牧产品的交易时间、地点流动性大，这使得网点选址、ATM机布放等一系列“常规议题”变成了“特殊问题”。

然而，距离不是问题的全部，金融机构、客户、配套政策也存在诸多待解问题。

从金融机构角度看，一方面，尽管近些年创新了“马背银行”“流动金融服务车”等网点替代形式，但其规模效应小，商业可持续性低；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三农”、贫困人群的信用风险依然较大，金融机构内生动力不足。

从客户角度看，大部分边缘客户的金融知识欠缺，甚至对金融服务不信任，这些都阻碍了对金融服务的获取。

从配套政策角度看，虽然一系列货币信贷政策、差异化监管和财税政策已相继出台，但部分政策落实、传导不到位，精准度不足。

“其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待进一步疏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需要调整。”潘光伟说，今年上半年，在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充裕、法定存贷款利率并未调整的情况下，有些地区和行业实体融资利率略有上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仍感到资金面紧张，融资渠道不畅。

搭建跨越桥梁至关重要

面对上述难点，搭建跨越“最后一公里”的桥梁至关重要。其中，“金融聚合器”和金融科技的重要性已获得业内普遍认可与重视。

何为“金融聚合器”？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往往缺乏有效连接，可借助“金融聚合器”来搭建桥梁，典型的尝试包括村级金融服务站、金融服务代理商、农村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农村平台企业。

村级金融服务站是一种助农取款服务点，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推动下，由当地金融机构在不适合直接设立综合营业网点的农村地区建立的“枢纽”。以浙江农信社的“丰收驿站”为例，其不仅提供线下现金存取、汇款，还增添了线上电子商务功能，为当地土特产代销代购，找到了农村用户与金融服务的契合点并增加了两者的黏性。

如果说“金融聚合器”解决的是初步触达问题，那么金融科技则为深度触达提供了可能。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均以科技为驱动力，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探索对边缘客户精准画像和数据挖掘分析，从而降低人工、运营成本，提升信贷精准度。

此外，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建议，为了建立起更加精准化、科技化、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接下来应做好四个“同步推进”。一是基础覆盖与丰富供给同步推进；二是服务下沉与能力建设同步推进；三是科技驱动与风险防控同步推进；四是政策激励与实践创新同步推进。

“应结合普惠金融服务的变化趋势，实施差异化监管政策、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特色化的地方配套政策，加强各类政策的协同与衔接，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地方政府风险补偿基金等风险分担机制作用，促进金融资源向普惠金融领域倾斜。”李东荣说。

他表示，还应尊重市场规律，坚持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公平准入、公平竞争和公平规制，着力破解不合理的政策约束和制度瓶颈，增强各类从业机构开展普惠金融实践、创新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