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忠贤

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花10年，或者20年时间，给国家解决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或者解决一个核心技术问题，这就不得了了——

今天主题是“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爱国奉献的精神”。我主要想说的就是向老一辈科学家的高尚情操学习。彭桓武先生是“两弹一星”元勋。在我办公室挂着他手写的一首词，叫《喜迁莺》：

平湖静，小河浑，

册府半装新。

檐前竹上腊梅薰，

花信又初春。

去复还，研兼教，

几代师生耕造，

为中华物理生根。

超导贺高温。

这个词写在1987年3月2日。前一段写景，后面抒情，特别是后面这段“去复还”，就是出国又回来；“研兼教”，做研究和教书；“几代师生耕造”，通过几代人努力，目标是为中华物理生根。词把彭先生的想法和心境表现得非常充分。

彭先生在回国前已经是爱尔兰科学院院士，曾经有人问他当年为什么回国，彭先生回答：“回国不需要理由。”我想，他回国就是为了中华物理生根，其他很多科学家回国，不是学物理的，目标是为中华的科学生根。

把国家需求放在第一位，这是科学家的责任

彭先生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就是“几代师生耕造”，来实现中华物理生根。讲讲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成长过程。我也曾经是“祖国的花朵儿”。我们就是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长大的，唱着这个歌成长起来的。

1956年我初中毕业，保送高中。这一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对一个初中生来讲影响很大，因为觉得这是国家的号召。到了高中以后我看了一些科普书和科普杂志，主要一本科普杂志就是《知识就是力量》，从前苏联翻译过来的。这里面介绍了很多前沿科学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自己非常愿意阅读，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增加了对科学的兴趣。我在学校受老师影响，又参加一些课外活动，就喜欢上了科学。

1959年，我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学理工。那个年代学理工很时髦，是很时尚的事，也是国家的召唤。在大学里面我们听到了钱三强先生的一个报告。学校礼堂装不了2500人，我们就坐在操场地上，钱先生就在临时搭的台子上讲。他讲到了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他曾经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苏联政府就从前线调回一批年轻人，回到后方学习。他说这些年轻人有时候上课在走廊里面，后来这批人就成了前苏联“两弹一星”的骨干。当他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作为学生感觉到有一种责任。我对科学不仅是喜欢，而且有了责任感。

彭桓武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从炉子里铸出来的钢锭是裂的，彭先生建立一个理论模型，通过这个模型推出一种如何使钢锭不裂的方法。后来他这个方法与现场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采取的办法是一致的，也表明这个模型成立。他说他的模型也用在原子弹研究中。彭先生是学理论物理的，他做这件事情完全是从国家需求考虑。在自己专业特长方面做事情，用自己专长来为国家需求服务，这就是急国家之所急！

我们念书和工作过程中，聆听过很多有名老前辈的授课和报告，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精神。

钱三强先生在报告中曾经提到喜欢四分的学生。我们听了很高兴，因为要求门门五分太费劲，以四分为标准就有多余时间去开阔视野。他讲，研究科学问题必须要全身心贯注。并举例说，华罗庚先生开会的时候坐在那，实际上是在想自己的数学问题。实际上他传达的不仅是一种知识，还有精神和方法。

给我们上低温物理实验课的老师洪朝生先生带领团队做了中国第一台氢液化气和第一台氦液化气。有了这个低温条件，才有后来的超导研究和其他方面研究。实际上洪先生回国前，就在半导体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与合作者是第一个提出半导体杂质导电概念的。这项工作在国际上很受重视，应该说是半导体研究经典之作。

钱三强先生要他回国来搞低温。洪朝生先生为了这个目的先到了荷兰，在世界上研究低温物理有名的莱顿实验室里面工作。期间他虽然也找过英国的莫特教授（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讨论半导体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自己一直服从国家需要，首先把低温建立起来，在物理所成立低温室。1984年物理所解散研究室之后，洪先生又在科学院低温中心（现在的理化所）建立了低温物理实验室，敏锐判断这个领域的重要性。把国家需求和对科学上的前瞻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低温研究的基础。

大家知道，我们的老院长周光召参加原子弹的工作之前，在粒子物理方面发表了很重要文章，好多人都奇怪，这个人怎么不见了。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他调去搞原子弹了，他为国家需求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科研的最大动力是，国家需求和科技前沿需求

我从事探索高温超导体40年。我坚持了40年，总有人说把冷板凳坐热了，其实板凳也不总是冷的，也有热的时候。有人一辈子就教数学，一辈子教语文，其实他也是一生坚持做一件事，都是坚守。我是搞科学研究，而搞科学研究过程里面有很多选择。例如你做一个短期效果的题目，还是做长期的题目。我1976年选择探索高温超导体有几个原因：

第一，它是科技前沿，有重大科学意义。第二，一旦成功，它有很大应用价值。第三，在探索过程中，还能解决跟超导有关的其他问题，如与应用有关的高临界参数问题。

我觉得这个冷板凳并不冷，尽管遇到很多困难。在研究过程中，越做也越有兴趣，兴趣很重要，你有瘾了，非常愿意做它。中间也有一些成绩。同时在工作中有新的进展，也是鼓励。这对我们都是鼓舞，使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不断增强兴趣。这40年大环境是安定的，这非常重要。尽管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但你还有别的选择，还可以翻身，打破瓶瓶罐罐重新来，仍然可以坚持。

我们体会到团队精神非常重要，一个团队在于每个人有什么专长，这是最重要的。也还得有精神，精神上互相鼓励，团队交流中才能互相启发产生灵感。我感到，科学研究需求是最大的动力。一个需求是国家需求，再一个是科学前沿需求，两者都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老红军精神和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精神教育下成长的，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我拿什么奖，我在大学也没有想到自己最后能当一个科学家。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仅取得了两弹一星的成就，而且建立起完整的科学体系，中国科技发展是举世瞩目的。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我这一代人最感到安慰的是我奉献了！

关键是安下心来做事

现在这些年轻人受的教育非常完整，基础非常好。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而且经费充足。所以我觉得，现在关键是安心做事。

做什么？

不要急功近利，要设定一个10年目标。如果你设置的都是短平快的，很难做出像样的事，所以安下心来做事很重要。全国有这么多科技人员、这么多团队，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花10年，或者20年时间，给国家解决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或者解决一个核心技术问题，这就不得了了。只要我们大家都能够安下心来，集中解决某一个问题，而不是做同质性的、短平快、急功近利的事，几年下来那就不得了。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做了关于“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抢占先机迎难而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报告，对我们科技界寄予厚望，我预祝大家，为建立世界科技强国，为人类文明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这是赵忠贤院士在中国科学院一次党课上的讲稿，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