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文献保护工程是一座巨大的桥，我们通过这座桥梁去了解古典中国，又把古典中国的美妙风景跟我们今天的生活连通起来

一幅由近现代文献织成的画卷在绍兴徐徐展开。

9月17日，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推进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绍兴举行。

2006年开始，绍兴市委市政府启动了近代文献保护工程，对散佚世界各地的史料文献进行重新整理，印刷出版《中国近代文献史料丛刊》系列丛书。

这项文化工程涉及文学、经济、政治、教育、艺术、军事等多个领域，目前已搜集各类近代文献史料12万余册。

“别以为50年前、100年前的文献好像离我们很近，应该保存量最多，实际上，很多近代文献已经绝迹了，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古籍。”原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周和平介绍，当前所存的中国近代文献史料由于受纸质、印刷等条件的限制，受损日益严重，急待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

为填补这个文化保护“缺口”，近代文献保护工程应运而生。近代文献保护工程文学卷的诗歌和散文卷首编已正式出版，教育和艺术卷也将在今年出版。

是短板，更是宝库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模式发生了3000年未有之变局，这段时间的出版物放在‘两不靠’的境地不合适。”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学术带头人张伟开门见山。

张伟说，中国现有两项文献保护工程计划：一个古籍文献保护、一个民国文献保护。前者止于清末，一般仅指线装书而不包含平装书；后者从1912年到1949年。所以我们既有古籍的统计数字，也有民国总书目。

“但两者之间从1840年到1911年的所有近代出版物没有摸底，可以说是一笔糊涂账。”张伟说，更麻烦的是，古籍因使用手工制作的宣纸而能保存数百年，近代出版物使用了含酸的机械纸，只有50到70年的寿命。也就是说，仍存世的近代出版物，只要是用机械纸印刷的，都可能处于一触碰就碎成纸屑的状态。散落存放，也滞碍了近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与保护工作。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韩志萍说，目前，图书馆馆藏的明清善本，只要不被虫蛀，自己不会发生氧化。近现代出版物的保存状况则差得多。

“我们读文学史，近代部分往往两页纸就结束了，很多研究者根本看不到最原始的资料。”张伟说，绍兴市注意到了这块短板，开风气之先推出“近代文献保护工程”，实际操作中把时间范围放宽到了1840至1949年，囊括了近代和现代，资料收集更方便，大众接受程度也更高。

“从1840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员，它的文化开始跟世界文化联系在一起。从被侵略、被侮辱、被瓜分，到抗日战争，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说，“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8本书为例，中国读书人的知识范围扩大了，开始接触社会哲学、经济学、法学、逻辑学、现代政治、人类学等学科。可以说，这百年是当代的起源和发端。”

“中国在这一时期开始对学术进行分科，有了物理学、化学、医学等科学门类；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中国文化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新局面，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了中国，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培育了中国的新型政党；中西文化交流激荡，内外忧患激励着民族思想迸发，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几千年未有的大变革。新与旧，中与西，自由与专制，激进与保守，在这个时期逐浪推高。”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说，这百年间涌现出图书、报纸、档案、传单、海报、图片等大量文献资料，多层面体现出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文献价值，是一座承前启后的重要文化宝库。

“史料乃学术之本，没有相对完善的资料积累，很难展开研究。存一代文献，乃学者、出版社、图书馆的共同责任。”《中国近代文献史料丛刊》文学卷编委会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说，中国近现代文献“不新不旧”，不同于当代文献，也有别于古籍，搜集整理“基本上是出版社、学者自己在做”，缺少统一规划指导。但这部分文献的纸张已经很脆弱了，很多书一拿起来就碎了，也没有办法租借。因此，采取必要保护手段、让更多作品长期保存并传承下去已刻不容缓。

“近代文献保护工程选择了1840年到1949年，保存哪些需要选择。可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趣味，今人的选择不一定准确。不妨把眼光放宽、放远一点，把门槛放低，让更多图书入围，尽可能纳入保护范围。”陈平原说，根据他初步估算，大概可以出上万种图书。如果这上万种图书能够存留下来流传后世，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延续文脉，熔铸文化自信

“这项工程首先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必将有效推动对近代中国的系统研究，提供完善的文献资料；其次有文化传承的意义，近代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特殊价值，不深刻认识和把握了解中国近代文化，难以认识当代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说，近代文献保护工程体现了绍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浙江作为文化大省的使命担当和文化自信。

周和平认为，绍兴一直是中华文脉兴盛之处。国务院发布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绍兴占了10个，在全国地市里拔尖。

近代文献保护工程采取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模式，项目的承接方——浙江越生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寿林芬感慨地说，这项填补国内空白的工程，整合了国内上百家出版社资源，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更得益于绍兴深厚的文化底蕴。

“政府从城市文化产业经营项目中挖掘文化事业价值，并通过社会专业力量的推动，全面提升产业项目的文化价值，最后达到以文化事业为原动力，加快城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寿林芬说。

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的绍兴，培养了蔡元培、鲁迅、范文澜、马寅初等一批大家，在哲学、教育、文化、艺术、科学、政治等众多领域为世界留下了鸿儒巨著，也让绍兴成为丰厚的近代文献宝库。

事实上，绍兴市的文献保护工作由来已久。绍兴图书馆早早开展了文献普查与古籍修复工作，联系多个文献收藏单位把各个历史时期有关王阳明的文献资源数字化，建成王阳明专题文献数据库平台。针对近现代文献不易保存的特殊情况，绍兴市配合浙江大学技术研发团队开始了微纳等离子体纸张脱酸技术的试验工作，并在今年6月29日配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召开了“微纳等离子体纸张脱酸”专家鉴定研讨会。

“我们一直坚持把历史加人文作为城市发展的灵魂，积极推进城市文化体系建设，在继续做好历史遗存保护利用的同时，把近代文献保护工作作为大事来抓，不遗余力用现代技术加强各类文化的抢救保护传播利用等工作，让这座文化古城始终浸润在浓墨书香之中。”绍兴市委书记马卫光说。

“对近现代文献的整理保护以及研究还处于非常缺乏的状态，绍兴率先承担起这项工作任务非常有意义，也很有眼光。”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府建明说。

继往开来，存留文化印痕

“今天是开篇，开篇不容易。”陈平原说，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需要出版人、图书馆、学术界以及广大读者通力合作，需要政府和民间支持才有可能顺利完成。

“政府、企业、学术界、民间的力量统一起来，联手做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将来一定会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很深的痕迹。”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晓明认为，无论从出版、文献保护还是学术积累意义上来说，这项工程都可以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挥重要影响力。

好牌怎么打？

胡晓明建议，项目要成为一座桥梁。“近代中国出了很多了不起的大师，他们学贯中西，既有文化的沉淀，又经过了新文明的洗礼、冲刷。绍兴市和越生集团给我们修了一座巨大的桥，我们通过这座桥梁去了解古典中国，又把古典中国的美妙风景跟我们今天的生活连通起来。”胡晓明说。

柳斌杰认为，在出版利用文献的同时，还需通过藏本做好展览，让大家了解历史，知道这些是好东西，要足够重视。出版、展览之外，还要利用新媒体手段发布资源，更要建成合作机制，共同合作开发、推进资源共享。

“首先，进一步开展普查，尽快完成国家总台账；其次，加强原生性技术研究，因为脱酸成本高，要选择有代表性的文献先脱酸；还要加强数字化功能，建立专题化数据库，发布线上服务供大家使用；还要多渠道开展海外文献征集，尽快完成数字化回归。”周和平说，文献保护容易坐冷板凳，需要有恒心。

韩志萍说，因为一套书定价高达4万多元，再加上占用空间，往往还是以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馆藏为主。出版一定要有利润，要有最终的销售渠道，大家才有持续干下去的动力。

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史地类专家王卫东甚至大胆设想：未来采用卖数据库送纸质书的方式也未尝不可。

“近现代文献的出版能够更广泛走向图书馆、大学、各级研究者中。现在散文卷和诗歌卷各出了100册，1册大概涵盖2到4本文献史料的内容。近现代文献如果能充分利用，当下的文化研究面貌会发生根本改变。在延续文脉的同时，也让大家从中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张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