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了，这双黄胶鞋一直放在我的床下。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拿出来看看，拍拍上面的灰尘，轻轻地抚摸着它，打开那段难忘的时光。

那年我刚毕业，八九月份正是西藏山南觉拉乡的雨季。因为扎洞村到念扎村的路几乎全部在河道里，公路也就变成了水路和河路。我们有两箱表格要送到乡里，连续等了两天还是没有顺路的大货车。乡里的吉普车没有办法来接，只能在念扎村等我们。

为了不弄湿表格，每个箱子套了七八层塑料布。我和农业技术员扎扎一人背了一箱，带了四个饼子和一盒藏式辣椒就出发了。

刚开始风不大，还可以打个雨伞。下午一点多开始，风越来越大，伞被吹得翻了个，草帽也被风吹走了。头发湿了，衣服、鞋子全湿了。

那是我第一次走水路。扎扎虽然是本地人，但水路他也没有走过几次。为了抄近路，我们必须跨越几条河流。在第一条小河边，看着湍急的河水，听着河里石头激烈碰撞的声音，我真的很害怕。扎扎就一手提着鞋子，一手拉着我的手走在前面。刚到河中央，一个趔趄，手一扬，我的鞋子就飞了出去。我赶紧去追，差点把扎扎拉倒，但是只捞回一只。扎扎说算了，再追就太危险了。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提着一只鞋子，我傻了。

“必须在天黑前赶到念扎村，否则遇到泥石流什么的，咱俩都没命了！”扎扎斩钉截铁地说。我只能把两只袜子套到一个脚上，紧跟着他赶路。十多公里的山路，准确地说，那就根本不是路，一会儿是河道，一会儿又要爬到山上，过一会儿又要沿着地埂穿过农田。看着扎扎的背影，那时候让我体会最深的就是鲁迅先生那句话，“世界上原本没有路，人走的多了，就成了路！”

“快点、快点！”扎扎不停地催促着。我一瘸一拐地小跑着。天色越来越暗，我又冷又饿。看着我可怜兮兮的样子，到了一个平坦的地方，扎扎就从路边的豌豆地里拔了一些豌豆，让我就着饼子和辣椒吃。

到达念扎村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了。文书和司机见我们还没有到，已经拿着手电筒带着村里的干部准备去找我们了。

文书的家里开着小商店。“宁吉——宁吉——”老阿妈边慈爱地念叨着，边给我拿了一身崭新的迷彩服和一双新的黄胶鞋。我要给钱，老阿妈和文书都坚决不要。老阿妈的理由是：“你是在给公家办事，吃了这么多苦！我们怎么能收钱呢？”而文书的理由是：“你刚毕业，还没有发工资！”

穿上了干的衣服和鞋子，那才叫幸福啊！我一口气喝了9碗滚烫的酥油茶，吃了两大碗的挂面。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笑了。

我鞋子被洪水冲走的消息，迅速在乡里传开了。后来，乡亲们见到我的时候，虽然不知道该和我说什么，但是都会指指鞋子，然后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我发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就赶紧去找文书还衣服和鞋子的钱。但是文书依然死活不要，说就当是老哥送你的礼物。

文书比我大不了几岁，上高中时品学兼优，高三时因为一场病，没能去读大学，后来做了乡里的聘用干部，然后娶妻、生子。当时除了书记和乡长，他是我们乡里最忙的人之一，写材料、管财务、调解矛盾纠纷、下村调研等，而他一个月工资还不到600元，幸好家里还有农田和牛，解决温饱不成问题。

调离觉拉后，我回去过两次。每次见面，我和文书都要谈起那双黄胶鞋，然后大家都嘿嘿一笑。我感觉我们的友情就像鞋带一样，紧紧地系在我俩的心里。

后来，听说文书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但是，我还时常能收到他从乡里带来的土鸡蛋。本来想去看看他，也一直没有成行。乡里通卫星电话的时候，我拨了好几次，要么是没有人接，要么打不通。

听说文书去世的消息后，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呆呆地坐了一天。我轻轻地拿出那双黄胶鞋，穿在脚上，在卧室里走来走去。我又仿佛看见了文书消瘦的面容和疲惫的笑，以及自己歪歪扭扭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