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人大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到：“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这是总书记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到逆城镇化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烈探讨。在中国新型城镇化人居环境发展（广东）论坛上，本报记者针对有关逆城镇化的热点问题，专访了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

记者：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如何？逆城镇化又如何表现？

李铁：可以说，城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同时逆城镇化现象已经在一些地区出现。

我国城镇化近些年处于高速增长期，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平均每年以一个多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8.52%，城镇人口达到7.9亿。从进程看，我国已经完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过程。但由于各项改革进展较慢，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也就是说，目前在城镇就业的2.8亿农民工，还未真正实现在城镇落户。可见持续通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什么是逆城镇化？就是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的就业、居住和消费以及投资从城市向郊区和农村地区扩展的现象。当前，一部分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已经出现了逆城镇化现象。如东部地区的3大都市圈地带，消费的多元化趋势从城市向农村漫延，从近郊区向远郊区扩展。北京的周末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持续到现在，一直处于升温状态。周末和大小长假通往郊区的公路严重塞车，充分说明了郊区经济发展的长盛不衰。随着时间的演变，周末经济甚至扩展到河北、内蒙古、山西境内。

记者：在城镇化发展任重而道远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提出推动逆城镇化？

李铁：的确有很多人感到疑惑：城镇化还没到火候，怎么就逆城镇化了？其实，逆城镇化不是对全国讲的，而要结合不同地区的情况具体分析。城镇化率只有达到70%以上，才会出现逆城镇化趋势。为什么总书记是在广东团提到逆城镇化问题？因为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化率已超过80%，城乡连片发展已成趋势。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同样如此。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企业呈现远郊区化，这是国际城镇化进程的普遍规律。同时伴随着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深层次调整，城市的资本和要素也需要投向农业和农村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正确理解城镇化和逆城镇化发展的新情况，对推动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两个方面都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记者：我国逆城镇化的发展有何具体现象，又面临着哪些机遇？

李铁：举几个例子。比如旅游等消费的逆城镇化。为什么乡村旅游那么兴旺？因为我国旅游消费人口已经以亿为单位计算，传统景点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人们正在寻求新的旅游景点，和大自然做最亲密的接触。有消费就有投资，就能带动乡村发展，这方面有非常大的挖掘潜力。

又如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新的投资空间。当前农产品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过去简单的粮食生产到瓜果蔬菜花卉等多种经济作物，而且还要实现规模化生产。而这种需求变化，靠农民自己是满足不了的，所以才会有褚时健的“褚橙”、潘石屹的“潘苹果”、柳传志的“柳桃”，才会有大量城里人带着资本投入乡村。从很多案例看，通过投资的逆城镇化进程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已成为现实。

交通和网络基础设施的改善也有利于加快逆城镇化进程。截至2017年，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77.35万公里。资本下乡、消费下乡和投资下乡由于交通设施的改善，大大减少了阻力。同时，互联网的发育大大缩小了要素流通的空间距离，加快了城市空间和农村空间的联系。

记者：适应逆城镇化现象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您认为下一步需要破解的难题是什么？

李铁：在逆城镇化进程中，未来通过产业来重新塑造乡村是可以实现的，但最后要破解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向中小城市放权。

回顾我国城镇化的历史，从上世纪80年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经济，到90年代淘汰乡镇企业、关闭县级以下工业园区，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产业园区格局。但在今天，成本抬高逼迫工业企业重新选择发展模式，规模化工业将向小城镇甚至乡村转移。这是更高层次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没有污染，却能降低成本。

认清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这种规律，就要结合逆城镇化现象，及时调整政策。要给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放权，允许他们自行寻找和接纳更多企业前来投资开发；要允许一定规模的工业企业到小城镇和村庄落户，降低企业发展成本，同时为农村产业带来长期收益；要改革传统的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形成新的产业空间布局模式……通过一系列大胆改革，去激发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