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温江区是我国西部主要花卉苗木集散地。过去，由于农户贷款难、花卉贸易融资不畅等原因，当地百姓的花木生意很难做大。

“‘家财万贯，花木和牲口不算’，这是一般银行评估抵押资产的标准。我种植了10多年花木，贷款一直不易。2016年，我用5亩承包地土地经营权加上地上附着物盆景获得了经营权抵押贷款50万元，扩大了种植规模。如今我家年收入超过20万元。”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幸福村村民陈强说。

“在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不附带各种政策补贴的前提下，这类新型贷款激发了商业银行开发农村金融市场的积极性，为农村引入金融活水。”中国人民银行温江支行货币信贷管理科科长易光荣说。

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金融资本的支持必不可少。4个中西部省会城市用金融发展实践，推动中西部地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丰富的金融工具构筑内陆开放平台，开门引水，用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拓展国家开放总体格局。

拓展“双开”格局

缺乏现代金融基础？那就建设区域金融中心；

仅有少数信贷资源，那就发展综合金融业务

从世界最早的纸币成都“交子”到秦朝半两钱，再到汉口老金库，中西部城市的金融业有着辉煌的过去，然而现代金融史上，留给成都、西安、武汉和郑州的笔墨并不多。

为城市开发开放谋新格局，必须打造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链。平地起风雷，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方向在哪？

尽管4个城市的侧重点有异，但在多引金融“活水”和用好“活水”方面共识颇多。所谓“引活水”，是要规划和培育金融业发展，优化金融市场供给，丰富社会融资渠道；用好“活水”，即做强金融功能，通过资本市场、银行信贷、城市发展基金等多种形式服务城市开发开放。

9月12日，在西安市碑林环大学创新产业带创意设计园区，西安诺威立行机器人科技公司合伙人、西北工业大学博士贺琛正在紧张地测试刚研制出的智能医用康复机器人。“这一领域前期研发‘烧钱’很快，若没有产业带管委会协调引入的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创业孵化平台的支持，想要研发成果几无可能。”贺琛言语中透着感激。

截至目前，西安市已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城市发展基金、军民融合基金等10只政府投资基金，总规模662亿元。“这些基金撬动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创新创业和城市开放，发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仅创投引导基金一类，就带动社会投资规模超过1000亿元。”西安市碑林区环大学创新产业带管委会主任林原说。

引得金融“活水”的工具不止于股权投资基金。武汉市2015年设立保险业发展专项资金1500万元，用于将保险资金引入武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创业、棚户区改造、城镇化建设等领域。“2016年湖北省保监局成立创新发展小组，把引入保险资金投资武汉作为工作重点。截至今年6月底，通过合众人寿、中英人寿等保险公司，累计向武汉市基础设施和不动产输出险资共计197亿元。”武汉市金融局副巡视员魏森说。

有了“活水”，如何用好它浇灌开发开放之“花”？“国际范儿”的郑州率先走出了国际金融合作之路。今年8月，郑州银行作为国际主权银团贷款参与行，为某“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政府发放贷款5000万美元，用于支持该国政府一般财政支出。郑州市金融办副主任李新峰说，“郑州城市商业银行率先‘出海’，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与该国经济走廊建设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

“用好活水”，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给出了增强“资本市场、财富管理、结算中心、创投融资、新型金融”5大核心功能的答案。

2017年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发布的第9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 CFCI）显示，这4个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均明显高于全国区域金融中心平均水平，其中成都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排名中西部第一、全国第六，郑州、西安分列全国第14位、第13位，武汉更是连续多年居中部城市金融评价榜首。

认清差距，向“第一梯队”看齐

从横向对比中发现城市间金融发展的问题，从纵向对比中感知城市金融业态发展的不足

成绩不该掩盖问题。从整体看，尽管这4个省会城市都在提“金融业成为1000亿元产值的支柱产业”发展目标，意在做大做强金融服务业，但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服务实体经济的意识并没有放在更显著位置。

从横向对比看，4个城市都在强调打造区域金融中心，但在具体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发展模式有雷同部分，差异化程度不够，容易造成同质化竞争。目前4个城市基本实现在国家经济版图上的“大”，但按照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城市定位，金融功能的“强”还停留在二线城市的圈子内。

“如果不是武汉本地的高校校友资源回国创业和二线城市的成本优势，武汉很难在金融机构实力竞争激烈的国内城市群里获得青睐。”经常在这4个省会城市出差的天使投资人李儒雄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金融机构服务城市发展看中的是城市的资本价值、产业价值和就业价值，这三者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价值。北上广深等‘第一梯队’的金融机构之所以如此活跃，根本原因还是‘一线城市’的企业技术含量更高，更具资本价值”。

从4个城市之间对比，郑州和西安补齐金融发展短板的任务较重。除金融业总量偏小之外，郑州、西安的金融机构数量均偏少，机构类型不够丰富。2016年西安金融业增加值仅为722.85亿元，成都为1386亿元。目前，西安银行机构有43家，武汉和郑州合计仅有11家，而成都达80家。保险业机构中，西安有55家，成都为85家。目前，郑州在全国金融版图上的亮点仅有郑州期货交易所等少数几个，西安和武汉叫得响的“金融名片”也不多。

出现差距，一方面因为中西部城市的经济外向度较低，金融业支持开发开放动力不足。“西安本地装备制造工业国企、高校较多，毕业生一般愿意留在当地创业或就业，出省或者回流的创业者相对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外部金融机构进来、本地金融机构走出去的业务往来机会。”西安腾讯众创空间负责人贺卓说。

另一方面，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总量毕竟有限，企业数量不多，知名企业和品牌不多，第一和第二产业相对不强，金融机构作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业态，需要更多合适的“土壤”才能勃兴。

此外，受制于高层次金融人才和创新创业较少，中西部城市在拓展新行业、新领域的能力有待提升。2015年郑州金融从业人员数量仅为5万人，与武汉比还有很大差距。“金融业是人才和资金密集型行业，相对于全国金融业‘第一梯队’，中西部城市的金融人才结构需要完善的地方很多。”陕西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副主任王飞说。

对症下药，回归服务实体功能

从补短板中谋求更大的后发优势，从开药方中积累更多的成熟经验

金融的天职和宗旨是服务实体经济，这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要真正发挥金融支持中西部中心城市开发开放的作用，必须摆脱过去“金融制度利差”“坐地收钱”的强势思维，补齐金融短板、经济外向度短板和金融人才短板，让金融机构依靠城市发展的竞争力吃饭。

西安市市长上官吉庆说，“补齐金融发展短板，要走出‘金融就是融资工具’的思维误区，回归金融业的本质属性，把金融业作为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高端产业来打造”。

西安市开出的“药方”是努力推动企业上市，吸引和培育金融人才，全力打造金融“金三角”，即高新科技金融核心区、沣渭能源金融贸易区、曲江浐灞文化金融试验区。西安市金融办副主任景楠表示，“今后要在发展科技金融、融资租赁等方面下功夫，把劲儿使在培育壮大上市企业、发展灞柳基金小镇、陆港金融小镇等特色基金小镇上来”。

郑州在补齐开放经济短板上侧重向“天上”发力。“郑东新区和郑州航空港区的发展，打开了郑州内陆开放的天窗，郑州市的金融业应通过航空经济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发展建设，推进开放大通道、大平台、大环境建设。”郑州市委常委、航空港实验区党工委书记张延明说。

已经有一定金融和产业基础的成都提出“两手抓两手硬”。范锐平表示，“一手抓金融服务业做强做大，一手抓金融服务业能力创新，努力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在蓉设立分行、计算中心等区域总部，形成资金集聚效应”。

武汉主张在推进金融创新上做文章，其中重要一环是推动投贷联动，发挥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双重优势。魏森举了一个例子：武汉璟泓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经遇到过瓶颈和资金难题，在扩大生产、完善智慧医疗产业链的关键时期，汉口银行通过投贷联动方式给予5000万元的综合融资支持，银行不但成为企业的股东，在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给予帮助，同时利用传统信贷资源支持企业扩大生产。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近5年来，在中西部地区扎实努力下，我国“干”字形金融空间版图中，除了已经形成的“沿海一竖”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金融圈之外，“沿江两横”贯穿东中西的区域金融中心正在加速成型。“前一横”的关键节点、黄河流域的郑州和西安，正立足将金融业打造为1000亿元支柱产业，“后一横”的关键节点、长江流域的武汉和成都，正发力向“第一梯队”迈进。

调研组成员：隋明梅 祝惠春 周 琳 张 毅 夏先清 钟华林 郑明桥

执笔：周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