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理工大学太赫兹科研团队以科技成果入股公司，获得估值近2303.2万元的股权，在外人看来是个“大礼包”，但对科研团队来说却是个“大包袱”。由于获取股权，太赫兹团队成员需要为此缴纳将近1000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如此高额税款科研人员还真拿不出来，“大礼包”成了鸡肋。去年4月，上海出台的一项改革举措让研发团队放下了心里的包袱——税款暂不征收。

围绕诸如太赫兹团队遭遇的这种阻碍创新的难点痛点进行改革，是京沪深杭四地的着力重点。在京沪深杭，《经济日报》调研组记者深入机关企业，改革气息扑面而来，各地政府争相用一双双改革巧手舞动着城市创新“魔方”，激发发展活力。

“大礼包”成为常态

将1000万元“大包袱”变成“大礼包”，太赫兹科技公司仅在上海杨浦区税务局办理《科技成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备案就可以了，这是全国首单科技成果转化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案例。目前，杨浦区还有十余项科技成果转化个税递延缴纳申请正在办理之中。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波告诉记者：“上海以落实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为契机，聚焦牵一发动全身的瓶颈问题，加快突破，努力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我们加快建立符合创新规律的政府管理制度，减少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行政干预，释放全社会创新活力和潜能。”

上海的创新礼包给不停：试点上市许可和生产许可分离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在提高政府性资金的使用效率上，将19项财政科技专项优化整合为四类，解决财政科技投入多头管理、重复支持的问题；在增强科研单位经费使用自主权上，把科研计划项目劳务费资助总额由20%提高至30%，基础类项目劳务费资助比例由20%提高至50%；在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上，在国内率先取消孵化器认定等审批事项，鼓励社会力量设立孵化器和提升能级，全市500余家众创空间孵化机构中九成以上由社会力量兴办。

京沪深杭四城市围绕创新驱动的改革不是稀疏的星星点点，而是深入各个领域的系统布局。深圳市根据科技创新活动不同阶段的具体特点，建立了无偿与有偿并行、事前与事后结合、稳定支持与竞争择优相结合的财政科技多元化投入机制。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介绍，深圳还积极改革创新投入机制，通过银政企合作、科技保险、天使投资引导、股权有偿资助等支持方式，全面撬动银行、保险、证券、创投等资本市场各种要素资源投向科技创新。以银政企合作项目为例，2017年上半年深圳对76个银政企合作贴息项目予以1602万元贴息支持，累计对入库企业予以5600多万元贴息支持,合作银行发放贷款总额近50亿元。

创新礼包不需要随机“摇一摇”。京沪深杭四城市更加注重政策支持的普惠性，让更多创新主体更广泛受益。很多中小企业往往因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实验检测设备而制约了创新。创新券，一种企业享受技术服务，政府给予减免“买单”的温暖礼包应运而生——没有竞争评审环节，无需报送复杂材料，只要符合条件申请即可获得。

中云智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云计算领域的科技企业，创业之初因研发成本高而捉襟见肘。2014年末借助首都科技创新券政策，中云智慧对接上中科院自动化所，获得了专家的技术指导，借助自动化所的实验设备，完善了产品，同时降低了研发成本，企业由此走出了“死亡之谷”，由当初只有十余人的小企业成为拥有百余人的高新技术企业。2016年，中云智慧的营业收入达到1.02亿元。

据统计，2014年以来，北京市累计发放1.4亿元左右的创新券资金，支持了2226家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

近日，浙江荣泰科技企业有限公司领取了在上海科研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所使用的科技创新券，这也是全国兑换的首张跨区域科技创新券。“创新券使用基本上当天就能申请通过。全程网络操作十分便捷，企业轻轻松松就能享受到实际支出服务费用50%的补助。”荣泰科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上海累计审核通过了2000多家企业的科技创新券申请，发放额度近1.1亿元。

政府更加“设身处地”

今年7月底，原创手工艺电商平台“东家”办了一件大事：他们请来全国各地近千名优秀匠人聚集到杭州云栖小镇，召开中国首届匠人大会。一个初创企业怎么能有这么大能量？“东家”联合创始人朱见山向记者透露了“秘密”：“为了我们开好这个大会，西湖区的协调会就开了好几次，请交警、公安、消防等各个部门来参加。开会当天专门盯在会场的消防车就有两辆。”

“如果没有政府部门帮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初创型的公司来说，想要把这么大规模的会开好，几乎不可能。对于企业来说，政府投钱诚然好，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能真正设身处地地为你着想，提供这种贴心的服务。”朱见山感叹。

调研小组发现，京沪深杭四城市在针对制约创新驱动的难点痛点和堵点上，竞相加大改革力度的同时，更加注意将改革触角不断延伸到创新实践的各个细节，为创新者设身处地地解忧减负。

资金，这是令很多双创者焦虑的字眼。四城市深耕此领域改革，不断为创新引来金融活水。杭州市副市长陈新华介绍，杭州积极发展科技金融，创新产业扶持政策，实现财政专项资金由“补”向“投”转变，先后成立了杭州银行科技支行、文创支行。全国首创的中小企业转贷引导基金，让符合相应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单笔金额可获得最高不超过1500万元的转贷服务，其利率是同期市场利率的十分之一。

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介绍，北京市成立总规模200亿元的科技创新基金，将通过对母基金和子基金层面的放大，实现基金总规模达到1000亿元。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投资分原始创新、成果转化、“高精尖”产业三个投资阶段，母基金投资比例按照5∶3∶2安排，鼓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原始创新领域。

凝聚创新心血的新产品难以打开市场怎么办？上海天永智能装备公司现如今已不再受此困扰。他们曾经受冷遇的发动机自动化柔性总装线成了市场热捧的“香饽饽”，正是得益于《上海市高端智能装备首台突破和示范应用专项支持实施细则》的出台。这一改革鼓励和引导装备制造和使用单位合作开展高端智能装备自主创新，积极研制首台装备，投入工程应用，实现首台业绩突破。《细则》实施两年多来，上海市共有3批108项首台突破类项目立项，共计支持金额5.57亿元，形成合同金额88.58亿元。

如今的华大基因过去也经历过技术难推广的窘境。2012年左右，华大基因技术不太受认可，深圳市政府决定为这家创新企业做好“保姆”。他们邀请来好几个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发布深圳市地方标准《孕妇外周血基因检测胎儿“21-三体综合征”》，在行业里率先将先进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转化为行业应用标准。此举让华大基因无创产前基因检测“一飞冲天”，顺利打开市场，技术应用超过200万例，使数百万家庭受益。如今，华大基因三分之一收入来自这一业务。“如果没有这个标准的出现，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认可度不可能像今天这么高。”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黄曼雪说。

进得来留得下干得好

今年6月，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的德籍华人总经理周虹获得了由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推荐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也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成为全国第一个获得外国人永久居留推荐权的自贸试验区后，发出的首张“中国绿卡”。此前推荐型永久居留申请要经过层层审核。“我是4月提交申请的，6月就拿到了永久居留身份证。不少外籍专家及朋友在得知我成功申请后，都纷纷向我咨询申请资格和流程。人才新政的落地在外国专家社群产生了极大的正面激励效应，一定会吸引更多国际高端人才在浦东、在上海、在中国集聚。”周虹笑着告诉记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创新驱动发展关键在人，京沪深杭四城市不断创新思路、深化改革、完善服务，让创新人才进得来、留得下、干得好。

北京市实施的外籍人才出入境管理新政中10项为全国首创，通过新政为570余名外籍高层次人才办理我国永久居留“绿卡”，数量实现突破性增长。

11月1日是首个深圳人才日，《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例》开始实施，新建成的深圳人才公园开园。深圳人才条例提出，打破户籍、地域、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对人才的制约；通过以租赁为主，租赁、出售、补贴相结合的方式提供人才安居保障；为人才入户、子女教育、配偶就业、医疗保健以及外国人才来华签证、居留等提供便利化服务……对人才的重视已经成为深圳的城市基因。

杭州云栖小镇管委会主任吕钢锋说：“把‘梧桐树’栽好，最重要的是要说到做到，如果不能兑现，反而有逆向效果，引进人才和淘宝卖货一样，要能形成良好的口碑。但钱只是一方面，政府还应在人才住宿、子女上学等方面提供方便，让他们在创新创业之外，其他一切事情都可以得到解决。拿子女就学来说，‘求是’和‘学军’是西湖区最好的公办小学，重点人才的子女，都可以直接到这两所小学就学。”

上海在出台“人才20条”政策的基础上再完善、再创新，进一步提出海外人才引进、户籍政策优化等30条政策措施。在海外人才方面，率先试点22项海外人才出入境政策，率先实现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直接在沪创新就业，海外人才在沪工作门槛进一步降低，申请永久居留的外籍高层次人才比新政策实施前成倍增长。国内人才方面，引进梯度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科研人才双向流动通道基本打通，在沪两院院士达到173人。

改革不能停顿。“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一项改革往往涉及多部门、多领域，因此凭一个部门完成某项改革的创新非常困难，要加强中央与地方、部门间的有机协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弘说。

对于京沪深杭四城市而言，在优化科研项目管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拓展双创融资、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改善创新人才评价制度等多方面依然需要持之以恒、精益求精的探索，让城市创新“魔方”转出最美的一面。

（调研组成员：陈建辉 黄 平 杨阳腾 沈则瑾 佘惠敏 陈 静 杨学聪 董碧娟 沈 慧

本文执笔：董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