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科学。与社会管理相比，其优势在于可以更多地运用协商、契约、道德、习俗等社会内生机制来完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西城大妈”“朝阳群众”等群防群治品牌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公共事务由公众商量着办，人民群众通过平等协商自主处理集体事务，形成了全社会共商共治新局面。

浙江舟山市活跃着一批“老娘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作人民调解员。这些人绝大多数五六十岁，从事过相关岗位，具有专业知识水平，也懂一定的法律知识。根据矛盾多发、处理较难、群众关注的行业领域特点和需求，在舟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统筹指导下，各行业都成立了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去年，11个专业领域的各家行业调委会，共调解处理12648起各类矛盾纠纷，占总纠纷量的62.3%。确保了矛盾不激化、不上交。

一个社会由千差万别的街巷、村屯、院落等小单元构成，治理单元越小，治理手段越精，治理效果才会越好。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全宁街道强化网格化服务管理，建立了街道、社区、片区、楼栋4个网格等级，形成了片线结合、上下联动的4级网格体系。黑龙江佳木斯市郊区西格木乡平安村实行网格化服务管理，将458户1488名村民划分为12个网格，由党员担任网格长和网格员，实行网格长负总责的“十户义务联防”制度。这些做法有针对性地把社会治理精准延伸到每一个角落，让小单元治理新模式支撑起精细化治理大格局。

我国人口多、行业全、市场大、数据资源丰富，做好综合治理关键是把大量分散数据汇聚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综治战线坚持大融合、大共享、大应用思路，加强对科技信息化建设统筹规划，最大限度发挥大数据效能，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资源一体化。

北京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通过打造西长安街大数据服务2.0版，让“沉睡的数字”发挥更精准的效益，有效提升为群众服务的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根据大数据管理预警系统发出的提示，工作人员能够迅速响应。他们还以开放式的大数据理念，运用阿里“混合云”汇聚互联网和街道自媒体应用数据，有效整合政务网、12345热线、城管监督指挥中心等各类信息。将13个市级、区级垂直业务系统平台全部打通，完成了40项业务的一站式办理准备工作，有效实现一数一源、一源多用、“数聚”共享。

天津和平区小白楼街道加强网格化服务管理，夯实“雪亮工程”基础。打造网格化信息指挥中心，实现了探头站岗、鼠标巡逻。网格员及时将网格内事件录入系统并跟踪解决，目前累计采集上报事件4195件、解决率99%以上。城乡视频监控链接贯通，各类视频监控资源得到整合，发挥了数据最大价值。

法治是规则之治。让规则意识融入每个人的血脉，使法治成为全民信仰，是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社会深刻变革，综治战线依据良好的法律制度实施社会治理，努力形成良法善治的新局面，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法院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整合社会资源，搭建诉讼和调节对接平台，创新调解方式，构建纠纷化解“大格局”。过去3年，宝安区法院通过诉前联调等机制结案29537件，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该院还延伸审判职能，落实普法责任制，持续开展“宝安法治大讲堂”及法官“三进”活动，发放宣传册5万余册。建立未成年人司法关爱保护网和全区中小学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设立全国法院首家“法律志愿服务U站”和“律师之家”，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强化诉访衔接，信访案件每年降幅超过20%。

河北承德市综治办探索建立“一村一名法制副主任”，在全市范围内选派了2835名政治立场坚定、具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政法干警担任“村法制副主任”，与村综治专管员、信息员、调解员结对子，力推“五个零”（普法零缺失、排查零盲点、调处零激化、服务零距离、考核零偏差）服务模式，提高农民群众法律认知程度，引导他们理性表达利益诉求。通过源头治理，农民法律意识明显增强，95%以上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有效化解，信访、治安和刑事案件明显下降，农村法治建设根基得以夯实，促进了农村长久稳定。

山西临汾市翼城县司法局大胆创新，自2006年起，与县电视台合作，在全国首创方言普法短剧电视栏目《经纬剧场》，成功探索出一条普法工作的新路子。他们把普法教育和道德教育有效结合，充分调动和激发了广大群众参与热情。他们还精心组织编创涉及道德教育的短剧150余部，所有演员都来自群众，通过口口相传，群众既是普法对象，又是普法主体。这种做法，一方面未雨绸缪，针对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教育群众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亡羊补牢，对苗头性问题和突发事件及时正确引导，让公众在接受法律服务中增强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