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央行发布的一季度金融数据显示，广义货币（M2）余额159.96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在M2增速趋缓的同时，社会融资非常活跃，当季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6.9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2268亿元。

社会融资规模大增，原因在于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承兑汇票同比增多。数据显示，一季度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合计增加为1.37万亿元；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6800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9005亿元。在金融监管趋严的背景下，部分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贷款，不得已通过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非标渠道融资。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2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9854亿元，增长8.9%，增速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两倍多，这其中非标融资“功不可没”。

从实质上说，非标资产与商业银行表内贷款并无区别，都是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融资。但非标资产涉及复杂的金融交易结构，交易链条过长，使得融资风险不易被察觉，因而潜在金融风险更大。

一方面，非标融资方提供的资产质量较差，但信用风险容易被隐匿。从收益最大化角度而言，商业银行倾向于将更高信用等级的贷款客户留在表内，同时选择表外非标资产对接资产质量较差、但能付得起较高利率的客户。这样一来，即使出现非标资产信用风险，也可以通过理财产品滚动发行无限承接，且可以隐匿信用风险；另一方面，在分业监管体制下，金融市场非标资产统计存在割裂现象，不同行业非标资产容易重复统计。例如，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涉及的非标资产，与信托行业信托受益权、证券行业资产管理计划存在较多重叠。一些非标资产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在委托投资科目内核算，既不计提拨备，也不占用风险资本，从而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内“消失”，让监管的铁拳打在棉花上。

但是，无论如何隐藏和掩盖，风险并不会凭空消失。在非标融资过程中，层层嵌套、相互交叉的交易结构，不仅增加了监管的难度，抬高了市场融资成本，也使得风险在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扩散，一旦出事，难免火烧连营。更需警惕的是，由于非标融资不透明难监管，会使得国家的宏观调控效果大打折扣，比如“两高一剩”产业、房地产等重点限制的行业，在非标融资的支持下，一遇市场价格回暖，难免“春风吹又生”。

治理非标融资宜疏堵结合，开大门，堵旁门。一方面应实施穿透式金融监管，堵住旁门。监管部门应透过表面现象看清委托贷款业务实质，把资金来源、中间环节与最终投向穿透联接起来，综合全流程信息来判断业务性质，并执行相应的监管规定，防止金融机构利用监管缝隙大打非标融资擦边球；另一方面要开大门，规范发展债券、股权等直接融资市场，培育壮大中介机构，让有信用、有需求的企业能通过债券、股权等形式透明、便捷地融资，从而压缩非标融资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