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方言为契机，不仅可以碰撞出文化的火花，还能够创造文化作品的意境

一个老乡的母亲从老家绍兴来到北京帮她带孩子，操着一口“绍普”融入邻里。一日，老乡的爱人——一位北方汉子问她：“听妈妈说孩子喜欢跟小区的小鸡鸡和小狗狗玩，养狗的人多，可谁能在楼里养鸡呢？”略一思忖，老乡就明白了，母亲跟女婿说的是绍兴话“小姐姐和小哥哥”。

其实，以方言为契机，不仅可以碰撞出文化的火花，还能够创造文化作品的意境。

为了体现电影的“年代感”，导演程耳选择让演员们在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说上海话。演员闫妮为了学好上海话，快把舌头给绕断了。在她看来，上海话带来的腔调感是影片的加分项。

事实上，影视作品通过方言来带入情境早已有之，《白鹿原》里田小娥的陕西话和《唐山大地震》里主角们的唐山话便是如此。在文学作品里，很多作家也选择用方言写作，从老舍到王朔，都用了鲜明的北方方言来增加艺术特色。

上海作家金宇澄的《繁花》也选择用沪语写作。他说，在普通话早已普及三代人的当下，《繁花》的对话和叙事全用沪语，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书中出现最频繁的词汇是作者用了上千次的“不响”，即“默不作声”的意思。引子里有一段，是卖螃蟹的小老板陶陶和主人公之一沪生之间的交流：“陶陶掸一掸裤子说，香港朋友送的，做生意，行头要挺，要经常送蟹上门，懂我意思吧，送进房间，吃一杯茶，讲讲人生。沪生不响。”

一位网友评论说：试想若是全书不断出现“沪生没有说话”，“陶陶没有说话”，岂止厌倦，简直忍无可忍。当我们观看影视作品，人物对话的情节绝不可能是谁在说话就给谁镜头，而是在恰当的节点将镜头切到聆听者身上。而通过这些“不响”，金宇澄将影视中人物对话时的声画错位剪辑功能带入小说。

以方言为桥梁，还有助于引发心理的共情。去年圣诞节，一则视频在网上热传。日本东京街头的歌手正演唱日语版《海阔天空》，一位女听众用粤语轻声跟唱。歌手发现她是中国人后，露出笑容突然转为粤语原版继续演唱，在异国与同胞一起唱和的女孩当场泪奔。他乡遇故知的琴弦，拨动了人们对故土的思恋。

其实，最能体现方言韵致的还是诗词。近些年，很多人选择用四川话、闽南语、客家话等充满乡音余韵的方言来朗诵古诗词，有中原的“商洛调”，南方的“粤语调”，有融合昆曲艺术的“常州调”，还有平声长、仄声短的“扬州调”。

离家多年，我的孩子也到了牙牙学语的阶段，我翻出另一名老乡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用最熟悉的方言一字一顿地教他：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