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人称“世界性难题”。春节前夕，记者在浙江调研时发现，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这道难题正在被有效破解。“垃圾围城”的浙江答卷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肯定，并将在全国推广。

浙江的垃圾分类工作起步较早。早在2000年，杭州成为全国第一批8个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城市之一。2003年，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农村垃圾集中处理、村庄环境整治入手，推进美丽乡村建设。2013年，浙江推广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试点，成效显著。截至2015年底，全省设区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面超过50%，县以上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3%；全省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覆盖率超过90%，4500个省级生活垃圾分类与减量试点村每年可减少垃圾40多万吨。

源头分类 就地处理

垃圾分类，要从源头分类抓起。浙江将垃圾分类的突破口，锁定在农村。

在金华市婺城区竹马乡向家源村，70多岁的村民李根娣每天清晨都会拎出两个垃圾袋，“会烂的垃圾放绿色桶，不会烂的放灰色桶。”在向家源村，村民分类扔垃圾早已形成习惯。

若按照旧有的“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模式，金华现有垃圾填埋场剩余寿命不到6年。为推行群众可接受、简便易行的垃圾分类方式，金华尝试“二分法”：将生活垃圾分为会烂的、不会烂的。“和农民讲垃圾分类，要用农民的话。”金华市政协主席陶诚华告诉记者，这套分类标准虽然算不上多准确，但简洁易懂，符合农村实际。

为确保垃圾分类到位，在农户基本分类的基础上，浙江多地实行“农户一次分类+村保洁员二次分类”的模式，由村里的保洁员进行二次分拣、分类处理，会烂的，就地就近沤肥；不会烂，但能卖钱的回收，不能卖钱的集中外运。

据记者了解，2013年以来，浙江选择一批村庄开展农村垃圾分类减量试点，垃圾分类制度由点及面，不少地方甚至实现了“全域覆盖”。

“推动城乡垃圾分类，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是解决垃圾‘进城下乡’的有效途径。”浙江省农办有关负责人说，在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占一半以上，这部分垃圾采取不同工艺，经过科学的处理就可以还山还田当肥料。

垃圾分类的关键是人，怎样让群众主动参与是重点。浙江一些地区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在村里设置“红黑榜”和“笑脸墙”，用考核机制激发村民自主性。

“哪个农户家里被点名没做好，他们自己就会觉得很没面子。”金华婺城区下张家村是远近闻名的垃圾分类示范村，村党支部书记钱瑞华告诉记者，每次垃圾分类检查情况通报时，村民们都会早早地等在那里。变被动为主动，将垃圾分类当作自己分内的事来完成，效果自然就好了。

在富春江畔的桐庐县，183个行政村中有29个取消了保洁员；在浦江县，全县409个行政村已完成垃圾分类处置，建成16个生态处理中心和17座阳光房，垃圾分类实现了从“政府推着走”到“村民主动干”的转变。

因地制宜 变废为肥

前端分类只是垃圾减量的第一步，只有抓好终端处理，才能实现资源化利用，让垃圾“各行其道”。

从现实来看，目前垃圾分类存在“先分后混”的情况，一些地方将分好类的垃圾混同装车，严重挫伤了居民的分类热情，垃圾分类不免显得费时费力多此一举。而如果采用分车装运，但终端处理依然采用混同填埋的方式，那分车的成本也相当于“打水漂”。

为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浙江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明确，浙江正以末端分类处置促进前端分类长效推进，到2020年，50%以上市县将具备两种（含）以上生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能力。

浙江各地因地制宜，垃圾分类自创“样本”。

目前，浙江已形成机器快速成肥、太阳能普通堆肥和微生物发酵处理等模式，全省农村每年减少垃圾40多万吨。其中，浙江独有的机器快速成肥措施成效显著，截至2016年底全省已配置700多台机器；微生物发酵资源化快速成肥已在500多个村庄试点。

在浦江县郑家坞镇的垃圾处理站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用粉碎机将垃圾绞碎，再倒进微生物处理机器的处理仓。“经过24小时的高温发酵，就能产出有机肥。”工作人员介绍，一台微生物处理机器，一天可以处理2吨垃圾，产生400公斤左右的有机肥原料。

与郑家坞镇的微生物发酵处理不同，金华市塘雅镇因部分村庄规模较小，采用八村联建阳光堆肥房的方式。每日可烂垃圾的投入量多，使堆肥房内持续高温发酵，确保了堆肥质量；多村联建，节约了30%的建设资金和70%的土地资源。

目前，浙江省各地新建太阳能垃圾堆肥房1849个、微生物发酵资源化快速成肥机器120台，垃圾车8000台，垃圾减量40多万吨，减少垃圾运输费用4500多万元。

垃圾资源化产生的有机肥供不应求。金华市灃浦镇东张村76岁的张樟彩是堆肥房的常客，家里一亩三分地的肥料都从这里取用。说起垃圾分类，他竖起大拇指：“垃圾分类能变出肥料，太好了。”

建章立制 长效管理

无论从顶层设计、体制完善，还是资金投入、宣传教育等角度，垃圾分类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只有建立切实可行的长效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垃圾分类常态化。

长效保障机制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据统计，浙江省财政按照试点村数量和平均每村30万元的补助标准实行切块下达。补助资金由试点县（市、区）统筹使用，专项用于微生物发酵资源化处置生物堆肥设备设施购置和安装等。试点两年来，省拨财政资金4260万元，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总投入13.6亿元。

为突破资金瓶颈，不少地方开始探索市场化运作。

湖州市德清县在全国率先实施“一把扫帚扫到底”的管理模式，由城乡环卫公司统一保洁、收集、清运、处理、养护，让城乡环境不再“多头管”；杭州市桐庐县环溪村、余杭区沿山村等通过公开招标，将保洁、收运服务等委托给专业公司和人员；金华永康市不少乡镇、村与农户签订垃圾清理和运输承包合同，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村环境整治……

借市场外力的同时，浙江还积极探索垃圾处理产业化，为垃圾分类长效运行创造内生动力。在桐庐，农家土肥摆上省内各大超市的货架，一斤售价达6.6元，成了“抢手货”。企业所得又反哺长效化管理经费，形成垃圾分类全产业链。

记者注意到，在垃圾分类过程中，浙江特别注重将建章立制贯穿其中，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机制。

2015年，省政府将“设区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面达到50%”作为民生实事项目，对各市进行考核。杭州、宁波、绍兴、金华等市已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市本级对各部门、各城区和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年度工作考核。

在衢州市龙游县贺田村，每一个垃圾袋都要接受“考核”。村民们把垃圾袋编号分类，贴上“身份证”，做到见袋知人。这种全国首创的垃圾可追溯制度，真正实现了垃圾处理责任到人。

截至2015年底，浙江已有83个县（市、区）的4500个建制村，对垃圾进行三化处理。如今，浙江又有更高目标：力争到2020年，全省50%的建制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达到省级标准，县以上城市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