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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版3  4下一版 2017年2月6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浙江凭啥能解“垃圾围城”
本报记者 黄 平
上图 金华灃浦镇后余村,村民在分类垃圾箱前进行投放。

右下图 在嘉兴市周王庙镇长春村,每家每户门口都放了可堆肥、不可堆肥和餐厨垃圾桶。徐燕飞摄
位于金华市岭下镇岭五村的垃圾分类投放点。 (资料图片)

垃圾分类,人称“世界性难题”。春节前夕,记者在浙江调研时发现,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这道难题正在被有效破解。“垃圾围城”的浙江答卷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肯定,并将在全国推广。

浙江的垃圾分类工作起步较早。早在2000年,杭州成为全国第一批8个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城市之一。2003年,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农村垃圾集中处理、村庄环境整治入手,推进美丽乡村建设。2013年,浙江推广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试点,成效显著。截至2015年底,全省设区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面超过50%,县以上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3%;全省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覆盖率超过90%,4500个省级生活垃圾分类与减量试点村每年可减少垃圾40多万吨。

源头分类 就地处理

垃圾分类,要从源头分类抓起。浙江将垃圾分类的突破口,锁定在农村。

在金华市婺城区竹马乡向家源村,70多岁的村民李根娣每天清晨都会拎出两个垃圾袋,“会烂的垃圾放绿色桶,不会烂的放灰色桶。”在向家源村,村民分类扔垃圾早已形成习惯。

若按照旧有的“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模式,金华现有垃圾填埋场剩余寿命不到6年。为推行群众可接受、简便易行的垃圾分类方式,金华尝试“二分法”:将生活垃圾分为会烂的、不会烂的。“和农民讲垃圾分类,要用农民的话。”金华市政协主席陶诚华告诉记者,这套分类标准虽然算不上多准确,但简洁易懂,符合农村实际。

为确保垃圾分类到位,在农户基本分类的基础上,浙江多地实行“农户一次分类+村保洁员二次分类”的模式,由村里的保洁员进行二次分拣、分类处理,会烂的,就地就近沤肥;不会烂,但能卖钱的回收,不能卖钱的集中外运。

据记者了解,2013年以来,浙江选择一批村庄开展农村垃圾分类减量试点,垃圾分类制度由点及面,不少地方甚至实现了“全域覆盖”。

“推动城乡垃圾分类,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是解决垃圾‘进城下乡’的有效途径。”浙江省农办有关负责人说,在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占一半以上,这部分垃圾采取不同工艺,经过科学的处理就可以还山还田当肥料。

垃圾分类的关键是人,怎样让群众主动参与是重点。浙江一些地区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在村里设置“红黑榜”和“笑脸墙”,用考核机制激发村民自主性。

“哪个农户家里被点名没做好,他们自己就会觉得很没面子。”金华婺城区下张家村是远近闻名的垃圾分类示范村,村党支部书记钱瑞华告诉记者,每次垃圾分类检查情况通报时,村民们都会早早地等在那里。变被动为主动,将垃圾分类当作自己分内的事来完成,效果自然就好了。

在富春江畔的桐庐县,183个行政村中有29个取消了保洁员;在浦江县,全县409个行政村已完成垃圾分类处置,建成16个生态处理中心和17座阳光房,垃圾分类实现了从“政府推着走”到“村民主动干”的转变。

因地制宜 变废为肥

前端分类只是垃圾减量的第一步,只有抓好终端处理,才能实现资源化利用,让垃圾“各行其道”。

从现实来看,目前垃圾分类存在“先分后混”的情况,一些地方将分好类的垃圾混同装车,严重挫伤了居民的分类热情,垃圾分类不免显得费时费力多此一举。而如果采用分车装运,但终端处理依然采用混同填埋的方式,那分车的成本也相当于“打水漂”。

为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浙江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明确,浙江正以末端分类处置促进前端分类长效推进,到2020年,50%以上市县将具备两种(含)以上生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能力。

浙江各地因地制宜,垃圾分类自创“样本”。

目前,浙江已形成机器快速成肥、太阳能普通堆肥和微生物发酵处理等模式,全省农村每年减少垃圾40多万吨。其中,浙江独有的机器快速成肥措施成效显著,截至2016年底全省已配置700多台机器;微生物发酵资源化快速成肥已在500多个村庄试点。

在浦江县郑家坞镇的垃圾处理站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用粉碎机将垃圾绞碎,再倒进微生物处理机器的处理仓。“经过24小时的高温发酵,就能产出有机肥。”工作人员介绍,一台微生物处理机器,一天可以处理2吨垃圾,产生400公斤左右的有机肥原料。

与郑家坞镇的微生物发酵处理不同,金华市塘雅镇因部分村庄规模较小,采用八村联建阳光堆肥房的方式。每日可烂垃圾的投入量多,使堆肥房内持续高温发酵,确保了堆肥质量;多村联建,节约了30%的建设资金和70%的土地资源。

目前,浙江省各地新建太阳能垃圾堆肥房1849个、微生物发酵资源化快速成肥机器120台,垃圾车8000台,垃圾减量40多万吨,减少垃圾运输费用4500多万元。

垃圾资源化产生的有机肥供不应求。金华市灃浦镇东张村76岁的张樟彩是堆肥房的常客,家里一亩三分地的肥料都从这里取用。说起垃圾分类,他竖起大拇指:“垃圾分类能变出肥料,太好了。”

建章立制 长效管理

无论从顶层设计、体制完善,还是资金投入、宣传教育等角度,垃圾分类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只有建立切实可行的长效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垃圾分类常态化。

长效保障机制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据统计,浙江省财政按照试点村数量和平均每村30万元的补助标准实行切块下达。补助资金由试点县(市、区)统筹使用,专项用于微生物发酵资源化处置生物堆肥设备设施购置和安装等。试点两年来,省拨财政资金4260万元,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总投入13.6亿元。

为突破资金瓶颈,不少地方开始探索市场化运作。

湖州市德清县在全国率先实施“一把扫帚扫到底”的管理模式,由城乡环卫公司统一保洁、收集、清运、处理、养护,让城乡环境不再“多头管”;杭州市桐庐县环溪村、余杭区沿山村等通过公开招标,将保洁、收运服务等委托给专业公司和人员;金华永康市不少乡镇、村与农户签订垃圾清理和运输承包合同,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村环境整治……

借市场外力的同时,浙江还积极探索垃圾处理产业化,为垃圾分类长效运行创造内生动力。在桐庐,农家土肥摆上省内各大超市的货架,一斤售价达6.6元,成了“抢手货”。企业所得又反哺长效化管理经费,形成垃圾分类全产业链。

记者注意到,在垃圾分类过程中,浙江特别注重将建章立制贯穿其中,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机制。

2015年,省政府将“设区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面达到50%”作为民生实事项目,对各市进行考核。杭州、宁波、绍兴、金华等市已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市本级对各部门、各城区和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年度工作考核。

在衢州市龙游县贺田村,每一个垃圾袋都要接受“考核”。村民们把垃圾袋编号分类,贴上“身份证”,做到见袋知人。这种全国首创的垃圾可追溯制度,真正实现了垃圾处理责任到人。

截至2015年底,浙江已有83个县(市、区)的4500个建制村,对垃圾进行三化处理。如今,浙江又有更高目标:力争到2020年,全省50%的建制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达到省级标准,县以上城市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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