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屠呦呦，1930年生于浙江宁波，1955年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她从中医古籍中得到启迪，改变青蒿传统提取工艺，创建低温提取青蒿抗疟有效部分的方法，成为发现青蒿素的关键性突破。2015年10月份，她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因此成为首个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屠呦呦及其团队最先从青蒿抗疟有效部分中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一成分“青蒿素”，按国家药品新规，将青蒿素开发为中国实施新药审批办法后首个新药。世界卫生组织从20世纪90年代起推荐以青蒿素类为主的复合疗法(ACT)作为治疗疟疾首选方案，现已为全球疟疾流行地区广泛使用。屠呦呦及其团队获得多项国内外重要奖励，1979年“抗疟新药青蒿素”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2011年获美国拉斯科临床医学奖，201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如今，屠呦呦成为问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首位女性科学家。

屠呦呦没有想到，自己年过八旬之后开始“走红”，一下子被冠以很多个“第一”，现在又成为第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也是目前这一奖项的第一位获奖女性。

“比起获奖，能救很多人的生命更重要。”这是从她走上科研道路就已经明确的心愿，到今天没有变过。

挽救很多人的生命，这不是一个“小目标”，但是她实现了。

结 缘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传来诺贝尔奖的消息时，屠呦呦和全国人民一样，正在享受“十一”假期，是老伴在电视中听到后告诉了她，屠呦呦竟然听错了，还以为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奖项……

诺贝尔奖像一座光环，一下子把公众的目光吸引到她的身上。人们发现，此前网上关于她的报道也不多，有限的报道中，屠呦呦的名字总是和“青蒿素”连在一起。提到青蒿素，要从青蒿说起。

青蒿，在我国南北方是很常见的一种植物，科普读物上描述：“属菊科，一年生草本，原产于我国，后被许多国家栽培。”就是这株貌不惊人的小草，倾注了屠呦呦一生的心血，屠呦呦也为青蒿赋予了新的生命——从中提取的青蒿素，成为挽救生命的神奇药物。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专业的屠呦呦被分配到当时的中医研究院（后为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之后又被选派系统学习中医。中西兼备的知识结构，奠定了屠呦呦在青蒿素研究中的特有优势。“两年半的培训让我发现了中医的奇妙和可贵，以及站在人类和宇宙高度的哲学思辨之美”。屠呦呦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时的中国正在遭受可怕疾病的侵袭。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我国大范围疟疾爆发，发病人数超过1000万，1970年发病率高达平均每万人就有296.1人患疟疾，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病率最高的一年。在越南战场上，1965年驻越美军的疟疾发病率高达50%，越南人民军的疟疾病员超过战场伤员，疟疾成了战场“杀手”。美国成立了疟疾委员会，到1972年，美国华尔特里德研究员就已筛选了21.4万种化合物，依然没有得到新结构类型的抗疟药。

鉴于防治恶性疟疾药物研制的紧迫性和艰巨性，1967年我国启动了抗击疟疾等流行病的秘密科研工程，并将召开会议的时间5月23日定名为项目代号——“523”。之后，全国7个省市、几十个单位、600多位科研人员参与其中。攻关迅速展开，到1969年，筛选的化合物和中草药多达万余种，但结果并不理想。

当时只是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凭借着过人的中西医知识和科研能力，被选派为科研组组长，加入了抗疟队伍，从此一生结缘。

“战 场”

从上万种的化合物和植物中寻找新药有效成分，难度可想而知。屠呦呦从本草研究开始，收集整理文献、典籍，查阅群众献方，请教中医、老专家，仅仅3个月，就收集了包括内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药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其中就包括青蒿。

到1971年9月，屠呦呦和她4个人的团队，筛选出了200多个中药样本，但对疟原虫的抑制率都不高，研究陷入困境。路往何处走？“看典籍，看医书。”从一摞摞被翻阅得烂熟的古籍文献中汲取灵感，在字里行间中发现思路。这时，北京中药研究所发现，青蒿对鼠疟原虫抑制率非常高。

当读到《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论述时，屠呦呦意识到其中有她需要的东西。结合此前试验结果，她的思路清晰起来：用乙醚代替水提取青蒿素，温度最为重要。

这一方法成为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新的研究方案设计出来了，接下来又是连轴转般的筛选实验，直到1971年10月4日，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在一双双急切的目光中诞生了“奇迹”——对疟原虫抑制率达到100%。

然而，提取物在动物和临床实验中效果并不理想，抗疟效果不稳定，毒副作用严重。这时，云南、山东的研究工作出现转机。1973年，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研究人员发现“苦蒿”的有效单体，在动物试验及人体试验中效果出奇地好。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也从本省一种蒿类植物中提取到有效单体，表现同样出色。

因为云南季节不适宜，大队人马来到四川，令人惊喜的是四川的青蒿其青蒿素含量竟高达千分之三，远高于其他地区的万分之三，一批青蒿素由此制成。

时隔不久，云南耿马爆发了恶性疟疾。患者对上一代抗疟药物氯喹抗药明显，青蒿素临床实验紧急展开，疗效令人惊叹。青蒿素完全能够治愈恶性疟疾，效果堪称神奇，且安全、低毒、起效快。

此后，青蒿素成为抗疟战场上的“常规武器”。青蒿素全新的化学结构，更是打破了西方药学界的断言。现在，青蒿素系列抗疟药已经在20多个国家注册，列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药物目录，被认为“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使一亿多人受益”。

初 心

如同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屠呦呦将自己的精力、智慧全部“提炼”出来，奉献给了医药事业。

上世纪70年代，科研条件落后艰苦，为提供足够的青蒿有效部分用于临床实验，科研人员在有限条件下采取“土法”——用水缸作为提取容器。实验室的楼道里摆放着盛满乙醚的7口大缸。乙醚是一种挥发性化学物质，对人体有害。由于缺乏通风设备，缺少必要防护，接触了大量有机溶剂后，很多参与研究的科研人员健康受损，屠呦呦患上了病毒性肝炎。

制剂研制出来之后，为尽快投入临床应用，她和团队成员带头服用提取物，以试药效。她不仅自己喝，还给自己的丈夫喝。这在今天也许不能完全被理解，但当时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科学研究就要有奉献，奉献就会有风险、有牺牲。

为了能够全心研究青蒿素，她当年把两个年幼的女儿，一个送回宁波老家交给老人抚养，一个送到幼儿园全托。面对肆虐的病魔和一批批倒下的患者，一种更强烈的召唤，让母亲的责任让位于科学家的使命。

“191”，屠呦呦团队给青蒿提取出来的有效成分这样命名，这是190次实验失败和1次成功相加所得。190和1，两个相差悬殊的数字，包含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期待和失望，多少个焦灼内心的考验，多少个可以放弃的理由。只要其中有一次动摇，都会与成功擦肩而过。屠呦呦把这190次失败当作是找到科研“正确打开方式”的必经过程，对一个个“此路不通”，她作了详细的记录和标记。直到现在，同事们看到她一本本详细、工整的实验笔记，都感慨不已。

始 终

医者仁心。治病救人，是医药科学最崇高的使命。一个将毕生精力心血都奉献给这一崇高事业的科学家，无疑是饱含情怀的使者，但屠呦呦却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国家培养了我，我要报答国家。”这孺慕之思就是她最朴素自然的情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人对诺贝尔奖怀有特殊的情结—因为求而不得而耿耿于怀。屠呦呦获奖的意义非同寻常，她证明了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具有取得开创性成果的能力，具有为人类健康作出巨大贡献的能力。屠呦呦却不认为这是她个人的荣誉：“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药与现代科学的结晶，此次获奖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科学家的认可。”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屠呦呦成了“名人”，但她却很少在媒体上露面，对各种活动她都是能免则免。对待真正的科研任务，她却十分投入。尽管年事已高，但屠呦呦没有放弃工作，青蒿素对红斑狼疮的有效性、青蒿素的抗药性等，屠呦呦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她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说，“要让青蒿素物尽其用”，这也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尽己所能。

“始终服从安排，始终从事青蒿素研究，甚至始终在一个单位工作，没动过地方。”共事多年的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研究员廖福龙用一连串的“始终”形容屠呦呦的经历。当一些人在抱怨一成不变的工作乏味无趣的时候，屠呦呦却“始终”守着中药研究这个不太热闹的专业，并且创造了“奇迹”。

屠呦呦用她的青蒿素人生告诉人们，有一种情怀叫坚持，有一种创新叫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