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在提升金融可获得性，降低服务成本的同时，为各阶层和群体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但是，驱动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还需要加强征信体系建设，建立信息安全长效机制，实现创新和风控的平衡

“数字普惠金融”近来成为热门词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日前表示，包括《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在内的3个关于普惠金融的重要文件将提交G20峰会讨论,通过后将成为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引性文件。

据了解，数字普惠金融是以数字化方式提供的普惠金融服务，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移动互联等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应用，促进了信息共享，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金融服务的门槛，有效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提升金融服务覆盖面

“传统金融机构因调查成本高、服务难度大等原因，很难为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百融金服CEO张韶峰说，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通过对客户的社交数据、过往交易记录和使用行为等数据综合分析作出信用评估与判断，使为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成为可能。

日前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和探索》显示，数字技术在探索普惠金融的实践中发挥了现有金融难以替代的作用。目前，基于数字技术从事普惠金融业务的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包括第三方支付平台、网贷平台、数字化征信组织等。

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结合后提升了金融的可获得性，降低了服务成本，可提供便捷、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比如，2015年下半年开始，各商业银行陆续宣布网银转账免费，银联和银行合作推动的“云闪付”近场支付提升了交易的便捷性。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还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有助于解决普惠金融实践中的风控难题。

张韶峰说：“好的风控不只是帮助金融机构‘找到坏人’，更重要的是‘找到好人’，‘找到好人’才能给金融机构带来收入，大数据风控提供了可能。”

数字化征信初具规模

信用体系建设的滞后制约着普惠金融的发展。

“我国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是征信体系的建设。”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说，目前在征信体系方面有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市场化的征信机构依托客户的金融交易、社交、行为等方面的数据，通过大数据技术构建征信数据系统。

张韶峰认为，我国现行的以央行为主导的征信系统在数据覆盖面上尚不能完全满足普惠金融迅速发展的需求，大数据信息服务提供商可成为央行征信系统的补充。

2015年初，央行印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引导个人征信业务的开展。业内人士表示，数字化征信能够对被征信对象刻画“全息”画像，从而使金融服务覆盖更多用户和人群。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有136家社会征信机构。从机构上看，数字化征信已初具规模，但尚未形成质的飞跃。在个人征信市场，只有不多的几家机构能够出具上亿个人信用报告，企业征信市场还没有广为人知的征信机构。

随着互联网渗透率的提高，互联网活动会沉淀巨量且多维的非结构化数据，成为征信的主要数据来源。相关业内人士表示，征信机构唯有掌握足够全面的信息，且具有较强的数字技术运用能力，才能更为准确地刻画征信对象的信用情况。数字征信领域还需建立共享机制。

合规前提下强化安全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在提供便利金融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安全等方面的风险挑战。

“基于大数据技术，金融交易、社交、行为等方面的数据越来越凸显其价值，但随之也带来隐私的保护和信息安全等问题。”贝多广说。业内专家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监管的挑战在于如何保持创新和风控的平衡。

如何建立信息安全长效机制，尤其要确保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在业务、技术和内控等环节形成有效联动，是数字普惠金融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内容。

“数字普惠金融还是金融，金融合规所需要的身份认证、反洗钱、信息披露以及风控流程等都不能少，建议在科学监管的前提下，鼓励有益创新和有序竞争。”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说，同时，把数字普惠金融做好还需要足够的技术能力支持和场景依托。“不能与生活场景很好地结合，就不可能有效地触达用户、甄别风险”。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胡滨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使得监管前瞻性较差，需引进国际先进监管理念，利用新技术提高监管的效果和适应性，并加强金融从业人员与监管部门的沟通与互动，建立适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监管体系。

蚂蚁金服集团总裁井贤栋说，建议在坚持原则监管和底线监管的同时，采取包容监管和分级监管，利用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创新监管模式，更好地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