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幸福吗？这个问题问得似乎老套，却并非全无意义。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而言，幸福度虽然难以衡量，但城市痼疾带来的不幸福常有所感。

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城市等不来。面对各类城市病，不能熟视无睹，更不能讳疾忌医，应该找准病根、辨证施治，才能让城市重获健康、充满活力——

先看一幅图景：上下班高峰，在地铁上被挤得脸贴在车厢玻璃上、城市道路成了“大停车场”、雨天许多角落积水，更不用提“马路拉链”、街道“蜘蛛网式”架空线、上学难、就医难等，这样的生活想必难言幸福。这样的城市已病得不轻。

近年来，城市工作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从广大市民需要出发解决问题，但仍有许多待改进之处。翻开近日出炉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5）》会发现，幸福不会从天而降，要靠大家共同努力来营造。

城市幸福与否“可触摸”

党的十八大以来，惠民新举措接连不断，让民众生活进一步改善，“幸福度”“获得感”这些词在民众中热了起来。作为城市发展模式转型和关注民生幸福需求的重要取向，幸福已列入各级政府的责任清单。目前，我国100多个城市提出了建设“幸福城市”的口号。

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齐骥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过去一些地方注重超高速发展，以牺牲环境、破坏规划为代价，忽略了新型城镇化着眼点是“人”。按照规划，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

记者在一份“2015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中看到，成都蝉联第一。到过成都的人知道，成都政府实实在在为市民营造了一个“可以触摸”的幸福——从“六湖八湿地”开门迎接市民，到地铁4号线建成通车，再到环境风貌整治等工程，以及半小时交通网，还在寸土寸金的城区保留了133平方公里生态空间。成都人享受着城市绿肺的清新，甚至将不少地方变成了夜跑胜地，幸福感逐年提高。

定居成都的韩国某企业退休高管郑尚文告诉记者：“成都给我的感觉很好，自然环境优美，周边风景很棒，是中国最好的城市之一。”美国大厨里克·贝利斯也为在成都的生活点赞，他说现代化的成都迸发出勃勃生机，亲眼见到成都时，才发现这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与香港、上海不同。他说：“生活环境特别安逸，我以后会常来。”

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教授杨明洪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世界知名企业落户成都，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这座城市虽然位居西部，但非常“宜人”。

频频“看海”凸显城建短板

“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这是去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勾画的未来生态型城市图景。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暴雨袭击，城市“海绵体”的作用尽显。这边，一场大暴雨突袭中原某市，短短几小时就造成部分地区严重内涝，积水深处轿车半个身子被淹；那边，江西某市区暴雨倾盆，持续数小时，几个经过海绵城市标准改造的地段雨水很快排完。

海绵城市，像海绵一样把雨水吸收，并经过土壤层过滤存储于地下水中，调节水循环；在干旱缺水时，再将蓄存的水“释放”出来加以利用。其建设方法是从传统的“快排”模式，转化为“渗、滞、蓄、净、用、排”等工程技术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

之所以注重海绵城市建设，是因为如今不少城市地面多被水泥建筑覆盖，形成一个大的不透水层。雨水既不能进入河流湖泊，又不能渗入地下，无路可走，结果转化成地表径流，形成城市洪水。

“先地上，后地下”的城市建设模式已经严重落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与工程专业院资源能源研究所所长王家卓指出，我国合流制排水管网问题也比较多，缺乏调蓄和其他合流制污水溢流污染控制的要求和措施，造成雨季合流制管网溢流口频繁溢流，污染了水环境。

所以，海绵城市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些发达国家的海绵城市，是在有良好地下排水管网基础上的“锦上添花”。比如德国，地下管网系统发达，其雨水利用和城市绿地建设技术相当成熟。王家卓说，海绵城市只有采用连片建设，才能发挥整体效益，也只有采取这种模式，才能够和国家当前大力推广的PPP模式对应起来。

业界专家建议，一是在城市街区之间设计连片开放式绿地和互连互通的水道、沟渠和池塘等，可以自然地蓄留和过滤雨水，以及改善城市生态系统，增加生物多样性。二是探索绿色屋顶，在雨水被收集或排放到地下之前，可蓄留并净化一部分。三是设计建造多孔隙地面。此外，还要探索更加全面的城市发展模式，不仅仅是维持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更要积极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再生。

“重城轻乡”要不得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5）》中显示，我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明显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在过去的34年里，中国设市城市建设用地增长了6.44倍，年均增长率达6.27%。中国城市人均建设面积为129.57平方米，大大超出国家标准，也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4.4平方米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

专家指出，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为支撑经济快速发展、满足城市居民的社会需求提供了保障。但值得注意的是，也带来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加剧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等城市病的发生。

面对这些问题，打通城乡制度藩篱成为重要“药方”。湖南长沙有个“板仓小镇”，近年来这里出现了一群“乡居的市民”。这些“非转农”的“新村民”，享受着与原有村民同等的建房待遇。

专家表示，板仓小镇市民下乡以“100户非转农指标”破局，部分打开了城乡之间相对封闭的空间。市民“下乡”，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以往从未出现的社会现象：城市居民自主流动到乡村，带着资金、知识、建筑形式、生活方式甚至就业岗位，与当地村民相互依靠、相互帮助，创造出乡村新的社区形态，城乡之间朝着平等互动方向探索。无论是“市民乡居”，还是农民进城，只有人口真正流动起来，城市才会更富有活力。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看来，如果为了发展城市而不惜牺牲农村，为了土地开发简单强调征地，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对乡村发展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危害。吴良镛认为，要因地制宜采取差别化发展战略，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对于特大城市地区，要促进生产力要素灵活流动和重组，在区域尺度上对特大城市过分集中的功能有机疏解，同时要提高中小城市和城镇人口吸纳和服务功能，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大中小城市均衡分布，有序流动，形成一种协调的城乡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