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村落，是传统中国的基石。历史文化村落，更是乡村传统文明的载体和源头、现代文明的根基和依托，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

如何让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重放光彩？浙江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工作。从2013年起，每年启动43个重点村和217个一般村，截至目前已启动172个重点村、868个一般村的保护利用项目，各级投入资金达30亿元。

6月初，在台州市召开的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专题现场会上，省委副书记王辉忠要求全省重点查找和补齐各种短板，以等不起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危机感，抢救文化遗产、保护历史财富。记者也于近期深入浙江各历史文化村落探访了解。

“义”字当头：保护第一利用第二

一部村庄史，有时可以反映一部中国史。

调查数据显示，浙江的传统村落保有数量在全国居第三位，被纳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共有176个。

专家介绍说，浙江的历史文化村落，大多形成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唐代安史之乱以及南宋迁都杭州，导致大批百姓迁徙浙江。一次次的人口迁移，村庄规模逐渐形成，宗教、习俗、建筑设施等历史文化“胎记”清晰明朗。

“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始终是第一位的，利用是第二位的。”王辉忠告诉记者，历史文化村落的历史性和艺术性远远超过使用价值。推进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必须“义”字当头，绝不能功利性地看问题、打算盘，把老祖宗的东西拿出来“变现”，这是衡量保护利用工作的“一杆秤”。

有了这杆秤，“要不要保护、要不要抢救”已无需争议，关键是“怎么保护、如何抢救”。

“义”字当头，首先体现在如何规划。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与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所不同的是，浙江在历史文化村落的规划设计上，不求快，反求“慢”，目的是让古村落保护精一点、细一点，避免“千村一面”。

据了解，早在全面开展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之初，浙江即出台专项意见，将历史文化村落分为“古建筑村落”“自然生态村落”和“民俗风情村落”3种主要类型，旨在因地制宜，根据不同村庄特点类型采取不同的保护利用方式，充分展现村庄个性。

在浙南山区的丽水市庆元县，有一个“自然生态村落”，因村后山形如半月，村前举溪曲似银钩，取名月山村。但最近数十年的村庄建设，导致大部分古民居遭到破坏。在深入调研基础上，规划设计师“慢”中投入城市意象理论，着力修复“月宫意象”，将梯田、松竹、科举文化等融入其中。如今，村庄坐落其间，如同山环水抱的一轮明月。

有了规划，落地实施同样重要。走进浙江的一些历史文化村落，几乎看不到司空见惯的大拆大建。为尽量保持古建筑的历史原貌，浙江以“慢工出细活”的工匠精神，始终坚守两条底线：不扒房、只修复，就地取材，保留村庄的时间痕迹；大树不砍、河塘不填，适度调整，敬畏村庄的原有肌理。

4年来，浙江历史文化村落通过“接筋续骨、理气回神、养血生津”，一批破旧损毁的古建筑得到抢救性修复，一批濒临失传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文化符号得到挽救，一批濒临和毁损严重的古村落重焕生机。从启动的前三批重点村保护项目来看，已修复顶瓦3320幢，墙体加固2419幢，立面改造2509幢，异地搬迁1698户。第一批43个重点村和215个一般村目前已完成项目建设并通过验收。

活态保护：见物见人见生活

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既要修缮外在的“筋骨肉”，更要传承内在的“精气神”，保护绝非原封不动，最好的保护是实现居民与建筑的良性互动，真正把历史文化村落建成乡土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乡愁记忆的百科全书、古今文明有机融合的美丽乡村。

台州市黄岩区潮济村曾是水道交通和山区平原货物中转地，商贾云集，货贸繁荣。上世纪60年代，长潭水库大坝合龙断航，基于水运的潮济古村开始衰落。2013年，潮济村以修旧如旧为理念，开展老街修缮工作，并延续了村里的“老底子”传统。

2014年底，几度沧桑的潮济老街重新开街。60岁的蔡莫杰老人重拾手艺，在老街卖起了棕棚床；屠文君开了家“老屠油漆”店，生意兴隆。平水庙里，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台下，听起戏来神情入迷。在这里，历史文化村落首先是“活着”的人居环境，生活在其中的村民与来来往往的游客融为一起，再现昔日繁华。

“传统村落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双遗产’，具有物质与人文‘双形态’，失去了原住民及其生产生活方式，传统村落就失去了灵魂。”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黄滋认为，村民是村庄的主体，文化是村庄的灵魂。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应注重“活态保护”，见物、见人、见生活，激励村民自觉参与，激发村庄内生动力。

在兰溪市诸葛八卦村，有明清古建筑200多幢。为了保护利用这些文化遗产，村里把毁坏文物的处罚措施写进村规民约，规定“对毁坏或破坏文物行为的农户，将中止一切福利待遇”。村规实施后成效显著，不仅不破坏，村民还自发捐款筹措资金用于保护文物建筑。

仙居县高迁村规划以村里的历史与现实为出发点，坚持保护与发展并举，通过修缮保护高迁村古建筑群、传承和弘扬耕读文化以及无骨花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现高迁古村落“三百年古村，耕读立家”的特色风貌。

当然，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绕不开一个敏感环节，就是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浙江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坚持“有序发展、特色发展、融合发展”，力求“保护促利用、利用强保护”。

桐庐县深澳村是一座建于南宋后期的江南古村，村里的徽派建筑群保存相对完好，但长年无人问津，空房闲置。最近几年，深澳村变了：一些闲置的老房子变身咖啡厅，“民宿”一词也开始出现在这个小山村。来自杭州的退休老人朱镇华，在岭源村租下一幢农房，一租就是20年，成了这里的“村民”。

城里人回流寻找乡愁，让这个寂寞的小山村逐渐活了起来，也让村民们萌生了用民宿创收的想法。

村支书申屠勇军告诉记者，深澳村与众不同的做法是，没有盲目引进开发商“整村承包”，没有变相“驱赶”原村民，也没有让社会资本一方主导、一股独大，而是以保护利用历史文化村落为载体，成立了“古村落管理委员会”，对闲置古建筑实行“统一流转、统一租赁、统一出租”，政府、村集体、居民、社会资本共同参与。

如今的深澳，整个村成为4A级景区、全国美丽乡村样板村，休闲旅游方兴未艾。2015年，桐庐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2504元，乡村旅游接待516.4万人次，同比增长99.2%。

补齐短板：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调查显示，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的所有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存中，有文物保护级别的4357处，其中375处为国家级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89个属于国家级。

截至去年末，浙江省确认的历史文化村落共有1237个，但目前这些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现状却千差万别。有的村落全村旅游收入已经达到1亿元，也有的村落3年建设期满绩效评估不及格。

如何补齐短板，建立保护和利用的长效机制？浙江主动拉高标杆，以目标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以精品为导向，力求精准发力、逐个突破，打好保护利用历史文化村落攻坚战。

据了解，浙江已经明确急需补齐的短板，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健全项目立项管理机制，补齐项目库缺失短板；健全项目规划引领机制，补齐规划短板；健全项目保护机制，补齐修复短板；完善项目组织领导模式，补齐组织短板；探索完善利用机制，补齐发展短板；健全项目环境整治机制，补齐生态短板；健全项目政策创新机制，补齐要素短板。

为尽快补齐短板，浙江各地正在创新实践，探索长效投入和管护模式。

台州市实施上下联动、合力共建的工作机制，“一县一高校”、“一地一智囊”。当地引进同济大学师生团队，对精品线路的乡土化设计、乡村功能开发与水源地保护、历史文化价值挖掘等方面作出统一规划指导。杨贵庆教授常年把团队驻扎在台州市黄岩区，以“做产品、出精品”为理念，为保护历史文化村落把脉问诊。区委书记还与教授建立了微信工作群，发现问题立刻通过微信拍图反映求解，实现问题“秒处理”。

温州市引导工商资本、国企、热心人士等多种主体，采取募捐、投资、合作等方式参与保护利用历史文化村落。

义乌市出台以奖代补政策，对单位和个人自筹资金维修古建筑予以奖励，奖励额度不超过工程审计总价的60%。

松阳县则以历史文化村落为底本，依托乡土民俗文化风情，以摄影创作为媒介，植入生态农业、休闲度假、文化旅游等新业态，推动一产三产融合发展。

天台县张思村通过引进乡贤力量，借势发力，确立民营和国有资本进入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门槛，共建美丽家园。如今规划在建的江南园林和古村博物馆，均由当地知名浙商出资，带动起乡民参与的热情。

多元投入机制的建立，调动了社会组织和村庄内生动力，也降低了政府的建设成本。

据了解，浙江第二批、第三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项目今年将继续实施，第四批43个重点村和219个一般村的保护项目今年也将全面启动。力争到2020年，全省入库有价值的古村落都得到有效保护和科学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