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影响有目共睹，但人们很难想象，数千万年前的全球气候剧变会对人类产生多大影响。

近日，《科学》杂志发表了中科院古脊椎所倪喜军研究员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发生于3400万年前的全球气候变化改变了灵长类的演化轨迹，甚至关系到人类的非洲起源。这篇论文报道了发现于我国西南的距今3400万年的6种灵长类化石新属种。研究者在大数据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这些新化石以及发现于缅甸、埃及等地的、相近时期灵长类化石的演化支系，进而分析了灵长类的系统演化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模式。

在距今3400万到5600万年前的始新世（地球地质历史时期），地球上的气候大都是温暖湿润的，地球就像个大“温室”，茂密的森林覆盖了地球的大部分陆地，热带丛林的标志性植物——棕榈树，一度分布到北极圈。多种多样的早期灵长类动物，几乎生活在所有大陆上。

大约3400万年前，在始新世向渐新世过渡阶段发生的全球气候剧变，彻底改变了地球生态系统，标志着始新世的结束和渐新世的开始。这一转变并非发生于一夜之间，而是持续了40万年。在这段时间里，南极的冰盖急剧扩大，海平面急剧下降，森林大面积消失，热带雨林退缩到低纬度地区，干旱开阔的生境急剧扩展，地球由此从大“温室”变成了大“冰屋”。很多物种从此灭绝，一些新物种则由此产生，地球上的动物群和植物群近乎重新洗牌。这一变化是全球性的，在欧洲被称为“大间断”，在亚洲北部则被称为“蒙古重建”。

灵长类是对温度非常敏感的动物，始新世到渐新世过渡期的干冷气候，导致灵长类大量灭绝。原来繁盛于北美、亚洲北部和欧洲的灵长类近乎完全灭绝。在非洲北部和亚洲南部仍然保留有热带丛林的区域，灵长类得以幸存，但灵长类动物群经历了显著的再组织过程。在非洲，狐猴型的灵长类几乎完全绝灭，而类人猿的多样性急剧增加。亚洲的情况则相反，狐猴型的灵长类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但是类人猿的种类急剧减少。

受迫于古气候环境剧变的压力，动物演化支系发生了明显的再组织，倪喜军和团队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演化滤器”效应。始新世至渐新世过渡期这个“演化滤器”，强烈影响了灵长类动物的宏演化，使演化轨迹发生巨大改变，这一变化直接导致现生类人猿主要支系的产生。

最早的类人猿化石出现于4500万年前的亚洲，但在经历了始新世至渐新世“演化滤器”作用之后，亚洲类人猿走向灭绝，非洲类人猿却走向繁盛，最终在非洲演化出各种猿类以及人类。

为何经过“演化滤器”的“过滤”，在亚洲和非洲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除了亚非两地植被和古环境背景的差异外，值得注意的是，随机因素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果真如此，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尽力避免气候环境发生剧变，让不可控的、随机起作用的“演化滤器”在人类尚未准备好之前避免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