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以《岳阳楼记》和“庆历新政”闻名后世，做起经济工作来那也是一把好手。据《梦溪笔谈》记载，宋仁宗皇佑二年，江浙一带发生大饥荒，饿殍无数。照以往做法，必是节约开支以济灾民。而时任杭州太守的范仲淹一反传统，想出的“大招”别出心裁、富有实效。

第一，加大投资，提供就业。当时佛教盛行，寺庙富足，老范召集各寺院住持僧人，提醒他们说：“灾荒年间民工工价最低廉，可以趁此时机修缮庙宇，很合算啊。”于是各个寺院的土木工程建设都兴盛起来，官府也翻修仓库和官吏住舍，每天雇佣的工匠民夫一千多人。这样做，既降低了救灾预算和行政成本，又以工代赈增加了灾民收入，长远看，还能免去正常年景修缮对民力的叨扰。

第二，扩大消费，拉动生产。老范牵头组织大规模龙舟比赛，自春至夏“纵民竞渡”。当地百姓本来就喜好这个，手里又有了钱，跟随太守荡舟湖上、观赛宴饮，西湖周边好不热闹。伴随旅游业和文体事业蒸蒸日上，景区广大个体工商户赚得钵满盆溢，不断扩大经营规模，杭州的交通业、餐饮业、服务业等在灾年依旧获得了持续发展。

第三，调节价格，平衡供求。灾荒时节，官府一般会平抑粮价，防止奸商囤积居奇，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市场上无粮可买。老范偏偏动用行政手段提高粮食价格，使杭州粮价大大高于全国平均价格，“引四方商贾争相进米”。大量粮食涌进杭州，粮价也自然回落，民心得以安定。

老范的经济工作思路如此地卓尔不群，招致反对也在意料之中。有监司参了他一本：“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好在宋仁宗也是位英明皇帝，知人善用，明白了老范的一片苦心，摆摆手说：“你不懂，人家这儿是救灾呢！”事实也证明，老范治下的灾区“民不流徙”，社会平稳，安然度荒。

范仲淹之“荒政三策”，千载之下犹有回声。清光绪年间，华北大旱民生凋敝，英国人理查德·提摩太向山东巡抚丁宝桢上书，建言以工代赈、兴修铁路、开采矿产，并且开放粮禁，引粮食进口平抑粮价。这和范仲淹的做法如出一辙。成效是否明显，从后来理查德·提摩太获得清廷颁发“头品顶戴”、“封荫三代荣典”的荣誉，就可见一斑了。

时空流转，至1933年的美国。刚刚当选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的是经济大萧条下的一片凄凉：大多数银行纷纷倒闭，工业生产水平比1929年下降了56%，失业人数达1300万，农民极为贫困。罗斯福新政中的一个“大招”，也是扩大投资、以工代赈。办学校，设邮局，建港口，筑桥梁，修机场，打下水道和涵洞，兴修供水系统、拦河工程、医疗设施……这些私人企业力所不及的工程，民政工程署投资其上达3万多个，整个美国的面貌为之一变，也为后来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并且，有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普通人的尊严和信心逐渐回来了。主管这项工作的霍普金斯只要听到妇女们说“我们不再靠救济了，我丈夫在为政府干活”，他就十分高兴。

凯恩斯研究发现，政府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通常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从而起到一种“乘数效应”。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他从“有效需求原理”入手，得出“投资萎缩导致总收入及总就业大幅下降”的结论，因此主张“正确医治商业循环的办法不在消减繁荣，而在令萧条消失”。范仲淹、提摩太、罗斯福尽管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储备，却无疑是这方面的天才实践家。他们以洞察经济运行的精准眼光，制定正确的扩大投资策略，在应对经济不景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然，反面的例子也有。大宋江山后来传到徽宗手里，为收集运送“花石纲”，造大船、征徭役、毁民舍、修园林，关系国家民生之重的正常漕运都被挤到一边。这种大规模支出严重挤压伤耗民间生产的人力物力，既不能强国又不能富民。其中牵涉的是有效投资、无效投资和负效投资的问题，也是另外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