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产业形形色色的诸分支领域中，图书出版可谓最具文化的一脉。作为传播知识、思想和智慧的载体之一，图书最为传统和古老。借助语文和图画这个近乎万能的表述组合，千百年来图书记载和保存了人类世界的几乎一切文明和发现。图书也会偶尔“失能”，表达不出某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精妙，但绝大部分时间很“给力”。长久的历史沉淀和悠远的文化传承赋予了图书出版在文化产业界稳固的“带头大哥”地位，貌似泰山北斗般难以撼动。

谁知，风云变幻，世事难料。互联网的后来居上，抢占了人们本该给予图书的一大部分时间。其碎片化和快节奏的信息传播方式改变了人类接受语文的习惯性规律，也急功近利地制造出许多快餐式书籍。这些看似信息量十足实则充斥着文化垃圾的电子出版物俘虏了人们的日常阅读，让人很难有时间静下心深刻思索，更少见“几个荒村野老素心人自在切磋”的扎实学问。市场的逐利化趋向为这些缺乏知识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书籍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使得原本应保持谨严苛刻的图书出版产业面对生存困境和需求无序的双重拷问，不得不加以迎合。一些质量参差不齐的电子书趁机进入传统图书出版领域，以纸质书的形式大面积繁衍，造成产业门槛降低，图书质量缩水。

利益驱动带来的文化沙漠困境，一度成为图书出版业的生存悖论。通过图书博览会的形式宣传和推广质量上乘的好书，校正受众的阅读视野，引导资本的良性有序发展，无疑成为突破这个悖论的不二选择。

何谓质量上乘的好书？有两类书可当此美誉。一类是弘扬中华传统文明的古籍和传播普世价值与人性关怀的经典书籍。如果读者能闲暇之余浸淫于《西游记》中“自由之隐喻”的深刻哲理，而非消耗时间精力于某些肤浅庸俗的网络小说；倘若受众愿意将地铁上阅读所谓“成功学”教科书的时间贡献给《资治通鉴》里的历史经验；假如人们将上网无目的浏览杂乱信息的空闲光阴分配给《约翰·克里斯朵夫》讲述的时代和人生反思，那些粗糙的文化垃圾自然会向经久不衰的优秀作品让位。一句俗语讲得妙：好东西，永远不会过时。一本图书的质量取决于其内容背后的深层次智慧，这种智慧在经典作品中出现的概率较大，因此也只有经典作品能成为图书出版市场产品质量的参照系。

有了参照系，就要根据它提供的标准选择既能满足受众又可服务于需求的图书产品。第二类高质量的好书即在此列，也就是那些反映当代文明多元化进程、符合互联网思维阅读习惯又具备传世潜质的作品。严格来说，由于互联网思维本身的特性，这样的书籍并不多见。不过，若坚持按照此标准筛选，即使未能找到期待中的作品，也至少可以得到尚佳的结果。譬如，近日评选出的茅盾文学奖作品中的来自上海的作家金宇澄写的《繁花》，就是最早连载于文学网站的一部在写作笔法和写作风格方面具有网络特点又蕴含文学价值的小说。之后，随着读者群不断扩大和作品本身散发的时代性启示，它获得了相应的生命力，赢得业内和市场的双重认可。尽管目前还无法断定它是否会经受住考验而成为经典，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很好地生存下来，拔得相关专业领域的“头筹”，又取得了大众偏爱。在当今时代，这颇为不易，也很可贵。

图书出版从业者们如果能保持住以质量为核心的遴选标准，在尊重互联网思维的前提下守住图书内容的基本质量底线，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并驾齐驱，转变一味追求数量、迎合市场的固有思维定式，精中择精，优中选优，就有可能在快餐化阅读盛行的当下，走出文化沙漠，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文化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