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时针拨回到1933年3月21日春分。这一天，我降生在吉林省榆树县一个小小村庄。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沈阳挑起事端，从此，东北三省3000万人民怒吼“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我这个无辜的新生儿和家人就开始过着被日本鬼子蹂躏、羞辱和欺压的亡国奴生活。

10岁那年从屯子小学四年级升入育民村国民优级学校，每天早晨全校师生列队操场召开朝会，向东京遥拜日本天皇。唱“满洲国歌”升“满洲国旗”。由校长宣读伪满洲国第一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在学生中不知是因为我个子大，还是嗓门高，指定我代表师生高呼“日本天皇陛下半截，半截，半截”（中文意思是万岁，万岁，万岁），并带领师生背诵：“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

在日本经过特殊培训的王校长，梳着大背头，留一撮小胡子，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天生日本相，全校的日语课都是他亲自讲授。有一天在日语课堂他说我“发音不准”，拿起竹板子就打手。我往回缩胳膊，越缩越打。接着他问我：“你哪国人？”我说：“中国人”，王校长愤怒了:“八格牙鲁，你是满洲国人！”然后让我罚站一节课。第二天，把我在朝会上的领诵给撤了。

1944年7月的一天，天气阴沉，空气稀薄。学校通知9点集合，列队出发到村西路口迎接日本人副县长。临行前留学日本的王校长亲自训话，务必要衣帽整齐，横竖成行，听从指挥。10点钟，四个骑兵列队引导，给坐在马车上的副县长开道。站在欢迎队伍前面的是村公署官员们，高喊着“天皇大神”的赞语。副县长坐的马车通过以后，有两个卫兵冲进我们学校队伍，把我们班的女生齐玉玲抓走。齐玉玲的妈妈到学校找人，校长不肯讲，也不准随便说。同学们猜来想去：齐玉玲高高的个儿，亭亭玉立，浓眉大眼，全校一枝花，是不是日本副县长……

几天后，齐玉玲妈妈到学校门前等候，放学出来的同学告诉她，齐玉玲还没回来。失望的妈妈含泪回家，走到西河沟小桥，坐在桥墩上，痴呆呆地望着学校的方向，盼女儿回家。

这年冬天，育民村公署有个鞠特务总到屯子里转悠，贼眉鼠眼，南窜北溜。原来他相中了我们屯大地主孙得时家的一辆“人头牌”自行车。这天，孙家少公子骑车出门，鞠特务站在道路中间双手拦住，说是自行车撞了他要没收。我伯父家是贫农，但大哥长河是全村“第一文化人”，敢同土豪劣绅作斗争。他说，“凭什么没收！”像是一颗未出膛的子弹，激怒了鞠特务，掏出手铐就戴上，乡亲们作揖求饶。鞠特务呼喊随从连人和自行车带到村公署。几个月后才知道把大哥以“思想犯”逮捕，关进特务机关日本守备队直属的“矫正辅导院”。

转年夏末秋初，屯子里的几十匹马都赶到草甸子上放牧。日本骑兵骑着3匹烙有日本军营圆形火印的军马跑过来冲进马群抢马。我叔伯二哥家的枣红马被看中，二哥发子拉住马缰绳不放，骑兵连人带马一起拖走。家里度日如年，盼子归来。后来才知道他们也把二哥关进了“矫正辅导院”。在那里受尽吊大挂、灌凉水、抽皮鞭、夹手指、冻冰棍、压杠子等酷刑。“顽固不化”的人还要塞进布满铁刺的铁笼子里滚动，有的还电锯碎尸。

被日本鬼子抓走两个儿子的大娘，天天到屯子西南梁往“矫正辅导院”的方向望着，望穿双眼盼儿归。看见过来的人喊一声：“长河回来了？”人家摇摇头。又冲着过路人呼叫：“你是发子呀？”没人搭话，眼泪滴答滴答掉。缠足的双脚走肿了，出血了，就在院子里坐在地上不停地喊长河，叫发子。呆了，傻了，疯了……

从1940年开始，日本政府着手实施向中国东北地区“百万户移民计划”，强行霸占我农民土地，交由日本“开拓团”耕种。开拓团民要向日伪当局“供出”粮食。一天，屯子十几个人，到山崴子地里刨茬子备耕。这时有两个日本骑兵跑过来，连声骂道：“八格牙鲁！”指手画脚地说：“这块已经归皇军大大的有了。”说罢，就把一个写有“小泉二”的木牌钉在地上。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为开拓团“打工”。为了抵制常常“磨洋工”，这是失去土地的庄稼人，以民间方式进行的乡土抗争。开拓团首领训斥说：“支那人懒，春困秋乏夏打盹，十冬腊月小迷糊！”我们屯子有三个青年被抓壮丁，强征入伍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

再把岁月的时针拨到1945年8月15日。“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歌声传到了我家乡那个小小村庄。1945年东北光复，东北人民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血腥生活。

9月的一天，县人民广场红旗飘飘锣鼓阵阵，伪县长常荷禄的公审大会在这里举行。当死刑令宣布以后，全场欢呼、鼓掌，热泪盈眶。

今天依然不见我的叔伯大哥、二哥，也不见我的同学齐玉玲的身影。恕我向你们禀报：家乡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中华民族强大了，祖国大地红日高照，霞光漫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