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 婧

“我没见过舅舅，听母亲说，在我出生前他就只身离家,到炮火连天的抗日前线采访去了。七七事变后不久就彻底断了音讯，从此再没回来。”70岁的张在璇是“卢沟桥事变报道第一人”方大曾的外甥，也是现在家里寻找失联亲人方大曾的主力。

“第一次知道舅舅的存在，是1950年随父母从上海回到北京协和胡同10号方家老宅时。”张在璇回忆，老宅前院的东南角立着一座碉堡样的小木屋，2米多高，4尺见方大，关上门里面不透一点光。木屋的“窗户”有两个凹槽，可以插上木板或红绿玻璃。孩子们想去玩，外婆发现后很生气，“这是你们大舅的东西，谁也不准动！”张在璇第一次知道，这小木屋是失踪舅舅冲胶卷、洗照片的暗室，是外婆的期盼，也是外婆的心病。

“舅舅是抗战初期活跃在国内的一位战地摄影记者，是许多报刊的供稿人，却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个人事业刚刚开展的时候神秘失踪了。”方大曾是怎么失踪的？失踪前他都做了些什么？张在璇试图从外婆、姨妈和母亲的讲述里，拼凑出一个完整的舅舅。

1937年七七事变枪响，当时正在北平家中休假的方大曾得到消息后，决定马上前往卢沟桥。他整理了相机和胶卷，带着简单的行李，与母亲和妹妹匆匆道别便上了路。7月10日，方大曾终于抵达事发现场，并第一个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写出长篇报道《卢沟桥抗战记》，洗印了卢沟桥、长辛店被日军轰炸后惨状的照片，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军的恶行。同时，方大曾也在这硝烟与炮火中，无声地度过了自己的25岁生日。

张在璇的姨妈方澄敏回忆，方大曾在采访卢沟桥事变时险象环生，曾多次被日本兵拦下，要求检查。因他个子高，又长得一头“斯拉夫型”的黄头发，加之遇事冷静，并拿出了印有英文的“中外新闻社”记者名片，大概是“外”字吓住了日本兵，居然得以脱身，返回北平发稿。

1937年7月23日，方大曾带上家中存留的40个胶卷，告别家人，又风尘仆仆地上路了。之后，家里人只能从报纸上了解他的行踪。母亲方淑敏告诉张在璇，那时他们在上海，父亲每天下午回家都要带回一份《大公报》，看舅舅去哪了，在干什么。

1937年7月到9月，方大曾的晋、冀抗日前线战地通讯、照片不断。9月17日和25日，方大曾的名字在《大公报》上也能看到。但自1937年9月30日《大公报》刊出《平汉北段的变化》后，约有一年的时间，报纸上再也看不到方大曾的任何报道，一家人有了不好的预感。

通过多方打听，一家人辗转找到已搬至武汉的全民通讯社询问。据称，社里早已与方大曾失去联系多时，就连与方大曾关系最紧密的革命新闻工作者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方大曾就这么消失了。

家人开始整理方大曾留下的东西，企图从蛛丝马迹中发现亲人失踪的线索。除了协和胡同里的暗房，据方澄敏回忆，方大曾留下了一个背包，一只旅行箱，40个胶卷和2个放底片的小木盒。这近千张底片，全是卢沟桥抗战之前拍摄的，而离家之后的大量战地照片，随着他的失踪，也无从查询。有些散见当时的报刊杂志，大多毁于战火。

1947年，方澄敏从重庆回到北京协和胡同的老宅，这时距离方大曾失踪已过去了10年。院子里又盖了几间房，显得拥挤了许多，但暗房还在，里面摆放了一些杂物，装底片的2个盒子也只剩一个了。“姨妈为了保存这些照片，付出很多，尤其在动乱年代。”张在璇说，“姨妈总是抱着盒子念叨，‘这是全家人的念想，必须保存好’。”

“外婆去世后，母亲和姨妈接过了寻找舅舅的重担，几十年来一直在搜集他的资料。后来她们年纪大了，眼睛花了、耳朵聋了，这个重担就落在我们的肩上了。”张在璇说，对于舅舅的生死，家人仍保存着一线希望。盼望能打听出他的下落，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梦想着有一天他能回到这小院，回到协和胡同10号，那散发着枣花香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