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敌后战场有大批的中共将领浴血沙场，为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八路军就牺牲团上干部669人，其中旅以上干部牺牲102名；新四军有350个团以上干部牺牲，其中旅以上干部牺牲人数有45人。而抗战时期，无论是中国军队还是日本军队，旅以上干部通常可授少将军衔，有的甚至可授中将军衔。可见，敌后战场牺牲的中共将领远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仅左权将军一人。

正是有大批带头牺牲的共产党将领，在敌后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树立了人民军队高级干部可敬可爱的形象，才赢得了广大指战员和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和信任，从而弥补了武器装备的严重不足，使“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可靠的源泉。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抗日游击队等各路兵马，才能从全面抗战初期的数万人，迅速成长壮大为一百多万人的抗日雄师，最终打出了敌后战场的威风和辉煌。回顾为抗战牺牲的那些人民军队的将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身上往往留下这些闪光的宝贵品质：

战斗时冲锋在前。在敌后，抗日武装面临日军拉网式、梳篦式的“扫荡”、“清剿”，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而当领导最大的“特权”，就是随时带头牺牲。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1942年5月的反“扫荡”中，指挥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他本可以迅速撤离，但为指挥部队突围，他不顾个人安危，也不躲日军的轰炸，中弹牺牲。这一义举被陈毅称赞为“义烈忠勇，震栎古今”。

1941年11月新四军第六师第16旅在塘马战斗中，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为掩护部队突围，带领战士们消灭日军300余人，两位旅主官却同时阵亡牺牲。作为领导干部，他们在战场上所用的“特权”仅仅是带头冲锋陷阵，生死关头，把生存留给部下，把死亡留给自己。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何等高尚的品质！

当领导就是带头吃苦。陈毅赞扬的新四军一些牺牲将领颇具代表性，他说：“如胡发坚、罗化成同志等若干人，皆出身工农，来自田间，奔走革命，无问生死，恶衣非食，不择居住，更无任何薪俸之酬劳，不计身家之挂累。”“断头流血以确保革命大业于不坠，其大节之不可横夺，气慨之不可凭陵，以视古昔仁人志士，其操心之危，虑患之深，死事之勇，殆有过之无不及。”“本军将、校、尉、上、中、下士之生活待遇皆处于同一生活水平，无苦乐悬殊之绝对差等。”

当年人民军队的不少抗日将领之所以为将，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带头艰苦奋斗，甚至到了冻死、积劳成疾而死的地步。除抗联牺牲的烈士杨靖宇等人外，新四军中的典型如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罗化成，他因冻致病而死。陈毅为此大为感叹：“新四军是一个衣服不全的军队。新四军是一个吃饭不饱的军队。新四军是一个缺医无药的军队。新四军又是一个游击任务艰苦，作战境地困苦，毫无人员补充的军队。罗同志等的冻馁而死，就可作为新四军为民族国家尽心竭力始终无愧的铁证！”

领导职务能上能下。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后，由于国民党给的编制仅仅限于3个师和一个军。一些过去担任师职，甚至军职的领导，也只能降职使用。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如，在长乐村战斗牺牲的129师386旅772团团长叶成焕，本来在红军时期是师政委，却因编制所限，降为团长使用，为了抗战大计，无怨无悔，工作热情丝毫不减。在连云港附近的小沙东海战中牺牲的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彭雄，在红军时期本是师参谋长，新四军组建时降为团参谋，以队伍壮大后再升为师参谋长。

为大义不惜慷慨赴死。人们都熟知杨靖宇被捕前拒绝投降对一个山民说的那句话：“老乡，我们都投降的话，还有中国么？”抗战中像他这样的中共领导干部还不少。如，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曾于1935年参加国民党五大时，在中山陵悲愤地写下了《哭陵》，对国民党的不抗日愤而剖腹。再如新四军巫恒通弹尽援绝卒至被俘后，拒不食敌寇水米。拒绝旧友亲朋劝降，绝食凡十四日而气绝，死节之惨烈，抗战以来所仅见。一个军人的血性如此，使敌人也不得不为之叹服低头。

这就是当时人民军队领导干部一心为公、朴实无华的本色，以及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形象，这也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生生不息、迭挫强敌的奥秘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