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这个冬去春来的月份，对甘肃的贫困群众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2012年2月，甘肃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开展以“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困户”为主要内容的“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几年来，一个个贫困户在干部的帮扶下脱贫，“双联干部”也成为群众口中最亲切的称呼。
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指出，甘肃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在全国都是典型的，并作出“贫困地区党委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扶贫开发上”的重要指示。随后，甘肃经过认真谋划，在全省实施了“1236”扶贫攻坚行动，走出了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扶贫开发路子。近期，甘肃在精准扶贫上又有“大动作”。6月9日，甘肃省委、省政府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出台《关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和17个专项配套实施方案，形成“1+17”的一揽子扶贫政策框架。
一“纲”十七“目”
瞄准小康路
今年3月底到4月，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围绕扶贫工作开展。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带着调查问卷，从六盘山区、秦巴山区及甘南藏区3大片区的10多个贫困县，再到河西走廊的插花型贫困县，掌握了如何抓好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经过几年努力，甘肃省贫困人口已由2012年的692万人减少到2014年的417万人，贫困面由33.2%下降到19.8%，成效是显著的。但是，剩下的往往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测算，2013年甘肃全面小康指数为68.5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8.13个百分点。
“分析来看，当前甘肃全面小康建设的短板和洼地、难点和重点都在贫困地区。”在省委、省政府看来，确保贫困群众不掉队、贫困地区不拖后腿，是甘肃实现全面小康的最大任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是大势所趋、任务所系、民心所向。”应运而生的“1+17”精准扶贫方案，为甘肃扶贫开发明确了任务书、作战图和时间表。
围绕扶贫对象、目标、内容、方式、考评、保障“6个精准”，甘肃对每一项重点工作都明确了具体目标、着力重点、措施办法、责任主体、完成时限和考核评价等方面的要求。针对瞄准机制不够完善、基础设施瓶颈短板制约严重、富民产业发展比较滞后、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1+17”方案对症下药，提出了一整套的实施办法。
在国家划分特困片区的基础上，甘肃找出了贫困村集中连片、贫困程度深、攻坚任务重的225个特困小片带，进一步锁定了大片区、小片带、6220个贫困村、97万贫困户等4个层面的精准扶贫范围。
根据方案，甘肃将分两步走：今年到2017年集中攻坚，2018年到2020年巩固提高，确保到2017年减贫300万人以上，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000元以上，其中扶贫对象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000元以上，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扶贫对象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消除绝对贫困，所有贫困县实现脱贫，基本完成农村小康主要监测指标。
如何补“短板”？
“漫灌”变“滴灌”
成县鸡峰镇草滩村的养蜂户罗俊贤同很多大山深处的陇南人一样，正在用电子商务逐渐改变他们的收入方式。“去年家里养了20箱土蜂，产蜂蜜300公斤左右，全部通过村里的网店卖了出去。”罗俊贤说，过去出售蜂蜜要走15公里山路，背到镇里的集市上去卖，“价格低不说，卖不完还得背回家”。
短短两三年时间，电商这个新鲜事物像陇南大山里的那些土特产一样迅猛生长，让成千上万的贫困户找到脱贫出路。在成县，贫困户通过电商累计销售农产品1120万元，265个网店带动3682户贫困户发展，带动4120人的贫困人口就业。今年，陇南市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全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市。
电商扶贫是甘肃此次出台的17个专项方案之一。方案提出，进一步加快建立电商扶贫行政推进、网店服务、网货供应监管、网络物流、人才培训、考核评价等6大体系，到2017年底，实现全省贫困村宽带信息网络全覆盖，70%以上的贫困乡实现利用电子商务销售当地特色产品；到2020年，实现县有农村电商服务中心、乡有电商服务站、村有电商服务点，贫困户能通过电商销售自产产品、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等。
在扶贫手段上，甘肃将引导贫困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生产工具、农业设施等资源资产参股到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或其他农业项目，探索将各类扶贫资金折股量化到贫困户、投入专业合作社或龙头企业的措施办法，按股分红、负盈不负亏。
在此次“对症下药”的17个专项方案中，除了支持贫困村饮水安全、动力电覆盖等方面的“药材”，还有贫困县党政干部考核办法和精准扶贫干部人才支持计划这样的“药引”。
根据方案，甘肃将实施千名干部挂职精准扶贫、副厅级及副厅级后备干部到贫困县挂职、专业技术人才对口帮扶、农村实用人才开发、大学生村官精准扶贫建功立业等“八大行动”，并建立干部人才支持计划资金保障和精准扶贫干部激励约束“两项机制”。为健全正向激励机制，甘肃将扶贫资金分配与贫困发生率、减贫人口、扶贫绩效和项目建设、资金使用效果挂钩，加大对扶贫任务重，但扶贫成效显著、减贫“摘帽”县的领导干部的提拔和重用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