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松柏

“如果忽视了农业生物技术对农业的影响，那么将贻误我们的农业。”

“农业的最终出路要靠生物工程，可是，我们的基因调控‘元件’不够；我们高效、规模化的遗传转化体系太少，战略储备不足……”

一说起农业、农业生物技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范云六总是激情满怀，有说不完的话。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她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言语中透着睿智和倔强。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很难相信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长者已是85岁高龄。

“先生现在仍时时关注着生物工程的最新前沿信息，为方向把脉，为科研鼓劲，为后学指点迷津。”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所副所长张春义感慨地说。

要追，要赶，走到前面去

“目前，我国农业科研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少差距，要追，要赶，要走到他们前面去！”尽管范云六现在已成就等身，但她很少提及，说得最多的，是我国农业科技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看到差距，努力缩小差距，范云六亲力亲为，带领着她的团队奋马扬蹄。“这种紧迫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作为范云六的学生、跟随她多年的张春义坦言，自己常常有一种紧迫感。

不懈地努力，源于要为国家富强出一把力的强烈愿望和使命感。范云六1930年出生在湖南长沙，7岁那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那是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年代，人们过着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这一切长久地留存在范云六的记忆里：国之不国，何以家为？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感受最深的是，现在国家终于有了国格，人民有了人格。没有国格哪有人格，哪有人的尊严啊！”说到此处，范云六显得颇为动情。一直盼着国家富强的她，终于迎来了可以大干一番事业的机会。而接下来的两次出国学习机会，更让范云六铆足了劲。

1956年，经过层层选拔，范云六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留学，跟随导师从事羽扇豆根瘤菌固氮有效性研究，这奠定了她今后从事农作物基因工程研究的基础。回国后，她一头扎进研究工作里。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格教授等人首次用限制性内切酶切割病毒SV40DNA和噬菌体DNA，经过连接组成重组DNA分子，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重组DNA分子。主修微生物的她，立即敏锐地意识到基因工程巨大的应用潜力，率先在中科院开展了基因工程的基础性工作——质粒(一种细菌细胞内独立存在于染色体之外的DNA分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1979年，她又在我国率先建成DNA体外重组质粒，这标志着基因工程在我国诞生。

“我就是一匹湖南骡子，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赶路，我有这个蛮劲。”范云六说。

天命之年后的新“天命”

俗话说，五十而知天命。意思是说，人到了五十岁，一切都造就了，今后也就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了，该做颐养天年的打算了。

然而，对范云六而言，天命之年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似乎注定要承担着更多使命。1982年底，范云六从美国回来，当时她已经52岁。也就在这一年，当时的国家科委第一次把基因工程列为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项目，并在“七五”攻关项目中加强力度，扩大研究领域。

基因工程涵盖医药、海洋、农业等多方面，她当时有农业、环保和医学三个领域可以选择。然而，这个年龄重新确立科研方向，还想干出一番事业，谈何容易？到底今后的路如何走？选择什么作为下一步事业的发展方向和突破口？

我国是农业大国。范云六果断选择农业领域作为自己的新主攻方向。1984年，她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创建了我国农业系统第一个分子生物学研究机构，并负责筹建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生物技术研究所前身），以及农业部农作物分子及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范云六的敏锐和付出得到了回报。如今，我国的农业生物技术在一些领域已经达到国际先进甚至领先水平。如，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成功培养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并在我国农业生产上大面积推广；首创植酸酶玉米产业化技术，实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绿色磷”生产梦想，解决了畜牧养殖业的营养难题……

“要不是先生的坚持，如今的抗虫棉种子市场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千万棉农可能因此遭受损失。”张春义说。当年，围绕引进还是自主研发抗虫棉，争议很大。范云六力排众议，坚持自主研发，尽管当时孟山都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抗虫棉市场份额的95%，尽管国内的技术与别人还差得很远。

张春义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当时，孟山都公司中国区负责人找到先生，先生告诉他，“你作为公司员工，我尊重你的职业精神，但是你作为中国人，相信你能理解我的选择，你走吧。”“重点产业核心技术，必须要是自己的，否则会被人扼住脖子。”范云六接过话茬，言语中透着不容置疑。

“风雨耕耘几十载，犹忆当日报国怀；怜子不失男儿志，红妆更喜春光来。”岁月不断流逝，但范云六的脚步从未停歇，在她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2013年由5家专业性学会共同发起的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成立，她亲自参与科普宣传活动,还利用各种场合呼吁正确认识生物技术，让生物技术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