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石景山八角居民区里，有一家叫“小飞象”的康复中心，里面生活着一群寂寞的“小星星”——孤独症患儿。

孤独症，又叫自闭症。医学专家说，自有人类起就有这种疾病，但直到70年前才有医学名称。病童的家长们从不这么称呼自己的孩子，而是称他们“星星的孩子”。

“小飞象”负责人赵星的儿子就是这样一颗孤独的星星。3岁那年，自幼聪颖的儿子被诊断为“孤独症”。“诊断书上的这3个字像一记重拳，击在我的胸口上。”赵星记得自己当时喘不上气，一屁股坐在马路沿上，车水马龙的世界，仿佛一下失去了颜色，“我脑子里想了不下15种自杀方式，当然是带着儿子一起死。”

可是一到家，看到粉嘟嘟的儿子，赵星明白，没人能夺走她孩子的生命，包括她自己。因此，她不顾家人反对，辞去幼儿园的工作，一个人带着儿子来到北京进行康复干预。

在北京市残联康复中心训练了3个月后，儿子学会了叫“妈妈”。从此，赵星再也不哭了，拼命打工挣钱为孩子做康复干预。3年康复之后，儿子被送回山西长治的外婆家，进了当地正规小学。但赵星没有走，因为小飞象康复中心需要她。

迪士尼有一部经典动画片就叫《小飞象》，一头叫“呆宝”的小象是马戏团里最笨的演员，两只超大号的耳朵经常遭到嘲笑。有一天，小象突然学会了用耳朵飞翔，一夜之间，它变成了大明星。

此时的小飞象康复中心濒临倒闭，只有一个孩子晔晔，5个老师围着他，没有暖气，房租、工资都欠着。一次偶然的机会，“小飞象”原负责人认识了赵星，知道她曾经当过老师，想让她接手“小飞象”。因为儿子而对“星星的孩子”产生的亲近感，使赵星接下了这份挑战。

那是2009年年初的寒冬，赵星又一次辞去了工作。在没有暖气的学校里，赵星抱着电暖器不撒手，唯一的病童晔晔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她。赵星有些后悔，自己是不是错了？她用“呆宝”鼓励自己，拿出所有积蓄，重新打造“小飞象”。

赵星从不认为孤独症孩子的情感有任何缺失。她说，“他们的心理比正常人要敏感很多。他们什么都懂，只是不会交流和表达。”因此，在“小飞象”里不仅聘有特教老师，更要有幼教老师和普教老师。为了让孩子们融入社会，她坚持不搬家。有时，孩子们无意识地高喊打搅了楼上居民正常的生活，不满的居民气得把酒瓶子直接从楼上扔下来，赵星就一次次地上楼道歉。孩子们手上没有轻重，经常弄疼老师，因此止痛药是训练中心的常备药，每个老师抽屉里都有。

现在，“小飞象”的宝宝们除了基础文化知识培养外，已经可以去超市买东西，学习使用钞票；可以去乘公交，学会融入人群；可以去打车，学会跟陌生人交流，可以走进社区，跟大爷大妈们打招呼……赵星说，她办“小飞象”，不是为了让孤独症孩子养活自己，而是为了让孤独症孩子尽快走出“小飞象”，融入社会。

在赵星的努力下，本来孤独的“小飞象”里热闹非凡：高儿刚来的时候，吃淀粉就过敏，运动训练3个月后，终于能喝粥了，如今已长成大小伙子；晨晨刚来时不说话，永远只有一个牙齿咬着嘴唇的动作，唇下挂着一道弯弯的血印，如今已成了班里最能接话茬的人；思思迷恋塑料袋，有时还去翻垃圾筐，老师们追根溯源，终于弄明白了这是她生气后的一种发泄方式；“陈大少”刚来时两条腿跟面条似的，大小便失禁，如今跑得飞快；那个一直留在学校的晔晔，喜欢翻看别人的包，看见什么抢什么，心情不好时，甚至会踢打别人，老师只好把他“隔离”。慢慢地，赵星读懂了晔晔，他只是没有规则意识。赵星让晔晔回归集体，让他和伙伴们一起玩，熟悉规则。晔晔也在自己的世界里小心观察，半年过去了，他开始接受规则，能在老鹰捉小鸡的游戏里准确地扮演老鹰或是小鸡，偶尔还会主动向别人招手打招呼。

在赵星看来，“星星的孩子”只是不会交流和表达，接近他们没有多难，只要你肯改变看他们时的怪异眼光。正是赵星的理解和坚持，中心先后接收千余名智障儿童，已有40余名进入培智学校和正常学校就读。中心开设的康复训练课程的科学性、实效性，通过实践得到了验证，广大家长一致认可、给予好评，满意度均在95%以上。

赵星更关心孤独症孩子的幸福指数，因此“小飞象”正在与中残联合作，对孤独症者进行就业训练实验。“通过训练，他们中的部分人可以拥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同时，孤独症者的养老模式也在探讨中。”赵星说，“未来的日子，他们能融入生活，这是我最大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