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发展中国的经济学，构建中国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克服教条主义思想，把握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扎根中国实际，同时走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广泛学习的道路，不仅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理论，还要学习借鉴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理论；不仅学习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还要学习国内外经济理论和思想发展的历史，继承先人们创造的思想遗产，尊重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

开放融通、兼容并包

像所有的科学一样，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也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求共识，在超越中引潮流。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界，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似乎并不是主流，而追求所谓的标准化和国际接轨似乎成了一种时髦。抛开经济学所具有的时代性、实践性和阶级性不谈，所谓的标准化和接轨说也存在着明显误区。且不说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流行的理论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例如当今的美国，经常也是学派林立，观点各异，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如果说要标准化和与国际接轨，那么，的确存在一个用哪个“轨”，怎么“接”的难题。事实上，当前许多人所主张的标准化指的只是美国化，更具体地说，是新古典化。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绝不是完美无缺可以通用的理论，而是存在着严重缺陷，主要是：重逻辑，轻历史，重形式，轻内容，否认不同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差异，排除了技术、制度、政治、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经济人当做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当做人类永恒不变的经济形式，把抽象的数理逻辑当做判断经济学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准，等等。对这种理论，我们只能有条件地吸收，有批判地借鉴，不能把它作为国际接轨的唯一标准。

这里，需要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一般来说，所谓的主流的经济学，就是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认可和赞同的经济学说。以此标准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抛开主流经济学的严重弊端不谈，单从思想和学术发展的途径来讲，过分崇拜主流经济学而贬斥非主流经济学也是有害的。因为，所谓的主流与非主流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概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某一种经济学理论由于符合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而成为了一定时期主流理论和政策主张，而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理论主流地位就可能被另外的理论所代替。某种处在非主流地位的新理论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可能会变成主流的理论。例如，16世纪英国和法国流行的是重商主义，17世纪至19世纪流行的是古典经济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流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则成为了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发展，凯恩斯主义有所失势，主张自由市场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开始成为了主流。主流与非主流的这种变化当然以后也不会停止。此外，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的国家中，主流经济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从19世纪，英国流行的是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而在德国历史学派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在日本，20世纪以来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外，受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局限，主流经济学并不见得就一定比非主流经济学更科学，更有道理。

发展中国的经济学，构建中国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克服这种片面的标准化、国际化的教条主义思想，走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广泛学习的道路。

——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学习，既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理论，也要学习借鉴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理论。

——向历史和传统学习，既要学习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也要学习国内外经济理论和思想发展的历史，继承先人们创造的思想遗产，尊重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

——向所有的科学学习，既要学习一切自然科学的成果，也要学习包括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在内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

——向各门各派学，既要学习包括新古典经济、新凯恩斯经济学等在内的主流经济学，也要学习包括后凯恩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激进经济学等在内的非主流经济学。

——向实践和群众学习，既要学习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也要学习指导和推动实践发展的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有关决策部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调研报告和政策咨询等。

把握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点是崇尚普遍性一般性，排斥特殊性个别性，喜好从本本和教条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思考问题，用抽象教科书的原理硬套丰富多彩的现实，试图用一种统一的模式强加给多样化的无比复杂的现实。以这样的思维逻辑看待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的必然结果，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成功经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曲解为“市场扭曲”，中国经验至多是“转型经济学”，即向资本主义完美市场的过渡阶段，没有经济学的普遍意义。

我们知道，共性是以个性为基础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这对所有的理论适用。现代西方的经济学，从它具有的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方面看，具有共性或普遍性；从另一方面看，它又具有个别性或特殊性。且不说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观点各异，能够被人们普遍认可的一般理论很少。即使是一些人们普遍认为比较正确的理论也是以一定的时空结构为前提的。社会经济系统之间既存在时间的区别，又存在空间的不同，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与地理特性问题”。总的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产生发展起来的，对于非市场经济体系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计划经济并不适用。即使是对于市场经济，由于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其适用性也是需要仔细斟酌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又是目前为止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因而，人们很容易以它为样板，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当做普遍规律或“国际惯例”。但实际的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从资源配置的一般形式看，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具有某些共同的因素，如稀缺、理性、供求、价格、竞争、货币、成本、收益等等，存在某种共同的规则，如价值规律、供求平衡、收益最大化等等。但是，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这些共同的因素和共同的规则具有不同的制度含义。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中国的实践经验中概括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特殊的东西，更不是一种个案或例外。也就是说，不能把中国特色与一般性或普遍性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这样的做法不符合辩证法。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中必然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的和一般意义的东西。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众所周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都存在很大的狭隘性、片面性，认为市场经济仅仅适合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这种认识，严重阻碍了人们的眼界。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和历史勇气，突破了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实现了效率和公平、计划和市场、自主和开放、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结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也为当今世界试图摆脱贫困、实现国家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而，它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首先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熊彼特也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总结中国的改革经验，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中国的经济学是从中国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丰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只有深深扎根历史的丰厚土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３０多年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改革开放前３０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为基础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看不到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联系，就不可能把握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在分析中国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原因时，国内外的学者们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与改革开始时具备的一些有利的初始条件有很大关系。世界银行在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一书中，曾经把中国改革所具有的有利的初始条件，归结为改革前物质投资的滞后收益，比如：农业在人民公社时期已具备了适当的物质、销售和人力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但它缺乏激励因素，因而一旦个人激励措施得以引入，国家的作用得以改革，产出的迅速提高就不足为奇了。又如，在工业领域，1949年以后工业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重工业和大中型国有企业得到了很大扩展，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已有一个进行建设的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意味着一旦投资政策下放后就会有许多轻工业投资机会。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认识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仅不能脱离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不能脱离几千年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根深蒂固的传统，博大精深的文化，为社会的转轨提供了丰富而深重的历史遗产。历史宛如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时代变革的方向。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关系，人们众说纷纭，认识莫衷一是。但是，对于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恐怕是很难加以否认的。比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农村的社会保障是以传统的大家庭为基础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政府和企业的社会保障费用，促进了居民储蓄率的提高，这在那个时期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是有利的。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求并伴随理论的繁荣兴盛。增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发展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和实践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的理论繁荣兴盛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新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有待于我们的探索、开拓和创新，但其方向应当是明确无疑的，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吸收国外优秀成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扎根历史、服务现实，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