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说，被称为我国“职业打假第一人”的王海自1995年以来已成立4家职业打假公司。仅2014年，其公司便主动购买假货1444笔，消费200多万元，获利400多万。无独有偶，同样从事职业打假的刘艳清也拥有一支约10人的专业打假团队，近年来将打假重点放在网络购物上，获利颇丰。一时间，关于“职业打假”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职业打假是否道德”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赞成者认为，职业打假虽然以谋利为目的，但能够对少数商家的售假和不诚信行为起到监督作用，是对法律武器的巧妙利用，在道德上没有瑕疵。反对者则认为，职业打假和伸张正义毫无关系，其谋求“灰色收入”的根本动机决定了此类活动并非正常的维权活动，不仅难以净化社会环境，反而会让制假售假更加隐蔽，滋生出售假者与打假者之间的灰色交易，为法律执行和环境净化增加困难。

伴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法律执行力的提高，我国商业环境也明显优化，社会上制假售假的行为有所收敛。但客观来说，改善速度与大众期待之间仍有差距。特别是近年来网络购物快速普及，即便是一些知名网络购物平台，也不时被曝光售卖假货。正因如此，“职业打假”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加“职业化”，打假者规模与专业化程度有所提升，打假“战场”也从线下搬到了线上。可见，讨论职业打假“是否道德”绝非问题的关键。职业打假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制假、售假行为未能得到根治。与其将该现象归结为“道德话题”加以讨论，不如将其看做是“经济现象”设法解决——只有“制假、售假”的社会经济现象消失了，职业打假者才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就会自然而然地从人们视野中淡出直至消失。

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政府部门都应认识到：职业打假行为既无法真正提升普通消费者的维权便利，也难以真正助监管者加强对制假售假者的约束。这个群体存在的最大意义，或许是其能够时刻提醒着我们“我国整体消费环境有待改善、消费者权益没有得到彻底有效的保护”的现实。解决问题的正道，应该是相关政府部门更加科学、尽责、有效地监管以及向大众提供更低成本、“普惠”式的维权制度保障，以期随着市场发育成熟和竞争水平提高，假货的市场需求和生存空间能够不断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