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魁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他最早将欧洲民间文学理论引入中国，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故事学理论，在其大力倡导下，中国民俗研究开启了共时研究的学术新景象；他提出的共享性原则及整体性保护原则，已成为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在他担任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期间，他带领民俗学者推动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的融合。

时光倒回一个甲子，莫斯科郊外的村庄迎来一支民间文学考察队。巨大的风磨下，荧荧如豆的灯光里，人们围坐在民俗歌手旁，听他们用歌声诉说生活。队里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就像那风磨，收集着风，让它发挥功效。

那一晚，刘魁立和民间文化一生结缘。

追随风的脚步、聆听风的语言、传递风的力量，六十年来，他从未停歇。

“老百姓的习俗和文化就像风，来无影去无踪，但人人都可以感受风的喜悦。”老人拢一拢松软飘逸的白发，抿嘴一笑，“于我而言，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和吸纳是一种幸运，这是历史对我的眷爱。”

民俗，描述浓浓的乡愁

“当你进入民间文化这一领域后，就像有一把绳牵着你不由自主地往前走，让你有一大堆的问题想一探究竟。”

在俄罗斯选择研究生专业时，其他中国留学生往往选择研究普希金、高尔基、果戈理，刘魁立说了句“他们研究精英，我研究世俗”，毅然选择了民间文学。

1961年，学成归来在黑龙江大学任教的刘魁立，为考察全省范围内民间文学的蕴藏和流传情况，组织了多次采风。

宁古塔的朝鲜族老奶奶说，有一个勤劳朴实的人，做善事后仙人赠给他一件神奇的衣服，穿上它可以隐身、可以飞翔。地主老财知道以后，把衣服强抢了过去，要了起飞的口令。但在离地的那一刻，地主忘了问降落的口令，从此，贪婪的地主变成了一只乌鸦。

“多有意思！”扛着两个铁疙瘩的刘魁立听呆了。那是一台十几公斤重、有30年工龄的钢丝录音机和一个更沉的稳压器。他用长木杆抬着两个“宝贝”，一村一村地走访记录。回到祖国的他，用惊异和兴奋形容当时的感受。

“远离祖国的人，他对祖国的观念，除了包含父母、人民、土地、教育之外，还包括对风俗习惯、吉庆活动、故事、儿歌等等的眷恋。这一切融汇在一起，才构成一种乡恋的深厚情感。作为认识人类社会的一门很重要的学科，民俗学包含着民族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情感，也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实际内容。”刘魁立豁然开朗：民俗，原来是一种乡愁。

他深知，只有更深切地理解这种乡愁，才能探寻它能为人们的心灵带来什么。选择了体验式调查的刘魁立，几十年如一日地下乡调研考察。

他去福建看醉龙。壮小伙子们扛着木龙舞蹈，有人负责在人们舞蹈的过程中，拿坛子往每个人的嘴里倒酒。龙舞不歇，舞者纷纷仰头喝酒，酒水哗哗淌了满嘴满脸。

刘魁立问一个汗流浃背的舞者：你累不累？对方回答：一点不累。

“那一刻，他和他所在的群体、环境以及他心目中的世界，美好而又和谐。”刘魁立说，自己能体会这样的美好，每一次美好的感受都使他终生不忘。

他去象山参加开渔前的祭船头仪式。香案上摆满鱼、肉、水果，唱戏之前先拜妈祖。已不出海的老把式先拜，再是出海的青壮年拜，最后轮到家属拜。

轮到家属的时候，所有守候在旁的妇女争先恐后涌上前去、呼啦一片跪下，祈祷丈夫与儿子平安归来。那一瞬，刘魁立的眼泪湿透手绢。

追风路上，把美好的感受和美丽的乡愁转化为动能，民间文化就能成为人们前进的动力。《刘魁立民俗学论集》、《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中国民俗文化丛书》在他的努力下相继问世。

“成名于翻译引进理论、擅长故事学、率先在国内使用共时研究法，引领风气之先的刘魁立是中国民俗学界当之无愧的学术领袖。”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施爱东这样评价。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馆长吴元新心疼刘魁立，“那么大年纪，还不遗余力地奔波各地做调研。”

他说，自己曾问过刘魁立：累么？“一点都不累。”刘魁立给出了和舞者一样的答案。

非遗，朝着心灵的走向

“非遗就像我们小时候喝的母乳，不管后来怎么成长，都依赖于这个底子。”

10年前，吴元新在一次工艺展上初识刘魁立。当时，包括他在内的不少传承人都在思考要不要改行。

展会上，一位长者来到展位，逐一和每个人交流。

“他希望我们坚持下去，他让我相信，国家对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会越来越重视。”吴元新说。临走时老人建议，在传承的同时也要开发更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类。

这位老人就是刘魁立。

“很多踟蹰前行的传承人从他的鞭策和鼓励中获得了温暖和勇气，这是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巨大动力。”吴元新说。

刘魁立却说，不计其数的传承人，也是他的力量之源。

湘西凤凰，做纸糊狮头和龙头的聂胡子已经好几年招不到徒弟了，他自己上山选竹子，在家剖成竹篾；自己上山采草，削皮做成纸捻。“总不能在我的手上把湘西的纸活做坏了。”聂胡子告诉刘魁立。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纯洁而善良的心灵，了解他们的情趣和志向会特别受到熏陶。你会见贤思齐，希望自己也拥有同样美好的心灵，这便是一种民族精神。”刘魁立说，这些传承人的名字烙印在传统之中，他们信奉的精神将带给人支持和激励的力量，他也因此找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非遗是什么？

“非遗保护，是一种文化自觉。”刘魁立顿了顿，又笑着补充一句，“用描述性的语言来说，非遗就像我们小时候喝的母乳，不管后来怎么成长，都依赖于这个底子。”

口头传统、各种表演、各式工艺、人们关于自然与宇宙的实践……弥漫的、共享的非物质文化，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记忆里、情感上，它关乎我们心灵的走向，推进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正是广大民众参与创造并在生活中不断演绎的非物质文化，让人们增进历史感、激发创造力。

刘魁立找到吴元新，邀请他和女儿在自己主编的《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中编写《蓝印花布》这一卷。

“手工艺人极少研究理论，刘老师希望我们通过资料的整理、理论的提升，实现更好的传承；他也知道，年轻人通过研究才能喜欢，只有喜欢才能传承，这是为年轻一代铺路啊。”吴元新说。

在刘魁立的影响下，吴元新开始了立体式传承保护的进程：开设家族式染坊、开办蓝印花布博物馆、收集整理实物遗存、在高校开设课程。

“我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女儿毕业回到南通老家成了我的接班人。”吴元新说，刘魁立对非遗的理念和观念已在交流中平等、平静地传递给两代人。

“刘老师首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原则与整体性保护原则，为非遗的继承和保护提供了杰出的理论支持。”施爱东说。

4个月前，刘魁立80岁生日那天，收到一封来自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贺信。信上说：我们为您及您在民俗学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领域的研究、在组织贵国的民俗学运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工作的成就感到骄傲。

节庆，那密叶中的疏花

“如果生活是一棵常青树，那么，淡雅而辛劳的平日就是繁密的树叶，逢年过节便是树上美丽的花。”

“元旦是不是新年？”刘魁立露出了孩子般狡黠的笑容，“100多年前我们就管1月1日叫元旦，但你看，那天商人照样出摊卖货，他们没把元旦当回事；可是，大年初一你再出门看看，大家都收摊回家了。”

他记得幼年时，农历七月七，庭院中放碗水，水面上放根针，女孩子会对着水面祈祷找个好丈夫。他最爱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皎洁的月光下，喝上一杯桂花酒。

一生从事民间文化研究的刘魁立，一直在寻找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突破口。他给出的答案是：传统节日。

大雁南飞、燕子归来、布谷鸟叫、杨柳发芽、桃李开花，我们祖先对时间制度的总结诞生了24节气。春节、端午、清明、中秋，人们借由节日展示自己的服饰、美食、工艺、才艺和情感，民间的生活形态都在传统节日里体现。

“传统节日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时间系统和文化观念，它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刘魁立说，所有的民族传统节日都是以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为核心而建立的，假如既有传统、又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传统节日没有在法定假日体系中得以体现，是个巨大的缺憾。

“推动民族传统节日和国家法定假日的融合，有助于恢复民族文化的传统、提高民族自信心、激发民间创造力。”他说。

从2005年开始，他担任会长的中国民俗学会，连续三年以“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为议题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多国民俗学家讨论各国传统节日与现代国家公共假日的关系，用意明确：推动传统节日和法定假日的融合，将民族传统节日纳入法定假日体系。

在确定国家时间制度的时候，假如没有把我们的民族传统节日纳入其中会怎样？

刘魁立分析说，一方面，民众历史传统的文化情怀得不到正常的充分的抒发；另一方面，可以在多方面发挥重大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的资源被白白地浪费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化传承、情感认同、民族认同。

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及文化部委托，刘魁立率领中国民俗学会完成了“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课题，他亲自执笔主体论证报告，对我国传统节日的起源、流变和文化内涵进行阐解，对节假日体系改革问题提出建议。

努力有了结果。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公布：除春节长假之外，清明、端午、中秋增设为国家法定假日，各放假一天。

“这是群体的力量与历史的必然，我们只是在必然中起了偶然的作用。”刘魁立平静地说，又添上一句，“消息传来时，内心感受真是分外强烈。”

下一步，老骥伏枥的他还想呼吁把长假放在传统节日里，让假日的平常变成节日的不平常。“如果生活是一棵常青树，那么，淡雅而辛劳的平日就是繁密的树叶，逢年过节便是树上美丽的花。”在《密叶疏花说春节》里，刘魁立这样写。文章的开头引用了一首北京民谣：新年来到，糖瓜祭灶；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子要戴新呢帽,老婆子要吃大花糕。

开心诵读的他，仿佛又回到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