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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版3  4下一版 2015年1月7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社会救助期待更多力量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坐落在大山深处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乃拖村小学有105个孩子,几位支教老师的到来,为孩子们带来了新鲜的学习体验和更丰富的知识。来回6个小时的跋山涉水,也阻挡不了他们上学的热情。 流 星摄

刚刚结束的元旦假期,对做慈善公益的焦立曼而言,并没有多少闲暇时光。1月2日,焦立曼急匆匆地从“恒爱之家儿童康复中心”出发,前往北大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给一个名叫“小丫头”的宝宝做术后复查。

焦立曼早已加入社会救助志愿者的队伍中。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健全完善,社会力量在社会救助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单位参与到社会救助中来,形成了对社会救助体系的有力支持。

慈善救助还需透明公开

2014年5月,广西电视台一档公益栏目的报道,让杨六斤的生活一夜间逆转,从“弃儿”变成“宠儿”。杨六斤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他独自一人在山里艰难生活了6年。被媒体报道后,他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自发捐款超过500万元,随后被送到深圳免费读书。后来,他的亲属又将他接回家。

2013年,雅安抗震救灾刚启动时,深圳“壹基金”1天的募捐总额就远超中国红十字总会。在短短5个月时间,就有超过600万人次向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定向捐赠雅安救灾款物3.5亿元。

上述种种,反映出我国民间慈善力量正在迅速成长,并正在成为社会救助领域的新动力。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认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可以发挥其提供多样化、专业化帮扶服务的优势,弥补政府物质救助的不足。

同时,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壮大也促使原有慈善组织“去行政化”、“去垄断化”。随着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制度的稳步推行,政府加大购买公益服务力度,社会组织活力进一步迸发。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底,全国社会组织已达56.1万个。

然而,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研究员刘凯茜认为,慈善事业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的同时,备受关注的慈善透明建设却与行业发展速度不相适应,总体状况仍不理想。而由该中心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显示,2014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指数为44.10,比上年提高2.3%。

“中国慈善信息透明化已经从无到有,期盼在不远的将来能看到慈善透明从有到精,让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加入到透明化建设中,让捐赠者实现他们的爱心。”刘凯茜说。

回馈社会重在担起责任

在2014年中国企业慈善榜评选中,步长制药集团荣获“中国慈善事业特别贡献奖”,因其支持的一项大型公益行动———“共铸中国心”,引起社会关注。

“企业做大的原因是社会的支持,我们要回馈社会。”步长集团董事长赵涛说。

2008年汶川地震后,步长集团捐资1亿元发起成立了“共铸中国心”基金。从项目发起至今,共组织近7000名医生志愿者,先后奔赴四川、云南、宁夏等地的300多个乡镇,诊疗救治近30万人次,培训所到地方医务工作者近万人次。

现在,“共铸中国心”项目已发展成为涉及10个省份、内容丰富的大型公益项目,不仅有调研培训、健康讲座、义诊巡诊,还有爱心捐赠、救助救治、环保人文。

“希望让社会看到公益活动并非企业的个体行为,而是代表着政府的支持、行业的责任、社会的善心、国人的爱心,步长集团仅仅是一个启动者和整合者,我们只是在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和企业积极参与进来。”赵涛说。

有法可依才能有序参与

随着准入门槛降低和政府购买服务,社会救助的“大门”正向社会力量敞开。

2014年12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落实社会救助政策、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慈善与政府救助衔接互补,出台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措施,发挥社工、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作用,动员和鼓励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积极参与社会救助等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以政府规章形式提出,首见于2014年5月1日起施行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对社会力量参与做了专章规定,并倡导社会救助工作从资金、物资保障转向资金物资保障、生活照料服务和心理疏导相结合,这也是社会救助方式新的规范、新的发展。”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明确,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帮扶项目、创办服务机构、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社会救助;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费用减免等政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将社会救助中的具体服务事项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等。

对此,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于海表示,《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以政府规章的形式来确定救助是全社会的事,不由政府一方面承担,把大门向社会敞开,这是根本性的转变。

但是,也有专家表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目前还面临诸多阻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就认为,地方政府对放权、放钱给社会组织存有顾虑。同时,政府与社会力量间的合作易产生寻租行为,监管层、程序设计是否公平及透明将受到极大挑战。另外,有的社会组织、服务机构能力有限,还需要继续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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